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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国家历史原创文章
文章来源：《中国国家历史·陆》
人们认为，自20 世纪80 年代起通过以和平为主旨的国际干预，我们将会迎来一个寻求世界和平、抵制战争冲突的新时代，那为什么自80 年代末两极格局瓦解后，建立战争或军事博物馆反成了一种潮流？
仅举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趋势：
01
德国重新统一时，德国建立了自纳粹统治结束后最大的国家军事博物馆；
02
加拿大为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 周年，建立了一座新的战争博物馆；
03
英国在旧的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之外，2002 年又新建造了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北馆；
04
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目前停业整修，整修的内容也包括中国军事史在内的馆内陈列；
05
为了纪念东京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灾难，日本政府于1999 年开放了位于东京的昭和馆。
为了纪念东京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灾难，日本政府于1999 年开放了位于东京的昭和馆。
东京昭和馆
是公众对战争博物馆有日益高涨的兴趣，还是有其他原因引发了这种潮流？
当今的战争博物馆面临着五大挑战：
缅怀英雄的传统方式已不复存在。因为，这些战争博物馆自建立伊始, 就将战争作为一种公认的政治手段而合法化，无论这一战争是出于被迫防守，还是某一国家或民族的对外扩张行为。然而，歌颂战争已变得可疑，即使是在一个有着胜利、辉煌，且毫无争议过去的社会里。维和已成为国际组织的首要任务。而且由绝大多数国家签署的国际法明确抵制侵略性战争。
维也纳军事历史博物馆
这或许会刺激维也纳军队博物馆，去设计一幅标语为“把战争关进博物馆里”的海报。这就是前面所提问题的答案吗？战争真的就仅是只能在博物馆中参观的往事吗？正如人们所期望的，防御性战争和有效打击暴力侵略行为的人道主义的干预依旧是合法的，而战争依旧在世界各地不断爆发。
由于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被打破，战争的主导模式已经发生变化：国家间的战争变为国际间的战争和国际军事干预。传统的战争博物馆并没有考虑到这一战争概念的变化。
源自20 世纪80 年代的和平教育观点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广泛的教育理念，以及力求国际和跨文化间的相互理解，也与大多数战争博物馆的传统观念并不相符。尤其是在“达喀尔全民教育行动纲领”（2000 年）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强调了武装冲突对教育领域的负面影响，并且认为内战已经成为阻碍素质教育全球性目标实施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明确地将教育和禁止战争视为有联系的优先议程。
战争博物馆的现代理念能与全球化的教育和政治理念相一致吗？博物馆学家面临的问题是，他们是否情愿，和是否能够把以战争为主旨的博物馆转变为以和平为主旨的博物馆。
战争博物馆大都已经成为具有双重意义的国家博物馆：首先，它们具有国家意义，它们主要展示自己国家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其次，迄今为止，它们的展览既没有展示出全球范围内的和平趋势，也没有展示出超出自己国家国界和势力范围的战争。
受民族观念的影响，战争博物馆讴歌了自己的英雄和遇难同胞，但是无力评价现代化战争的杀戮能力，无论是对己方或敌军、胜利者或失败者而言。
本文主要探讨当今战争博物馆的展览如何应对这些挑战。
博物馆想通过展品的种类和展览的设计，传递给参观者信息。这些展品能否“不言自明”，或已被放在一个能够展示其功能和价值的特定环境中了吗？这一环境可能是通过其他展品，文字描述（过去的博物馆）、或音视频资源（现代的博物馆）来塑造的。与展览的室内设计不同，展品所在的建筑物风格却可以表达不同意义。过去，由于战争博物馆通常被视为军事机构，所以其外部形式是相对确定的。战争博物馆的建筑环境强调藉由美学的力量建造出的博物馆，应适用于设计和规模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各类展览。形式和内容是紧密相关的。它们彰显了辉煌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新建的战争博物馆打破了实体内容和外部形式之间的和谐。现代建筑材料如玻璃制品和铝制品的应用，显然破坏了旧有的外形和实体之间的既定联系。但当今博物馆的建筑设计，也大都有能够形象传递博物馆主题思想和教育意义的要求。玛西娅勋爵认为现代一般博物馆建筑的观点尤其适用于新的战争博物馆：“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建筑师已经成为博物馆景观的核心人物，并且博物馆的建筑已经远不是仅可容纳展览的一座大厦而已……建筑风格由此成为博物馆进行深刻转变的促进因素，其最终结果尚未可知。”
制定博物馆如何应对上述挑战的策略，需要考虑其连续性、建筑风格的变化、展览设计以及展品置于的媒体环境。
欧盟旗帜——欧盟的成立是欧洲一体化的重要标志
在更进一步的研究中我首先考察了西欧（最重要的是德国、奥地利、英国和法国）和东欧（波罗的海诸国、乌克兰、波斯尼亚）的一些国家。但在本文中，并没有涉及以上所有的国家。
在西欧，欧洲一体化的加速进程创造了一个和平的国际关系框架，并且设计新的战争博物馆以及修缮旧的展览，已经有过跨境合作。至少所有传统的战争博物馆采用的友- 敌模式已被部分地克服，并为以和平为主旨的欧洲甚至全球的教育理念铺平了道路，但是这一道路仍处于初步、犹豫和含糊不明的阶段。
东欧和中欧的情况更为复杂。自苏联解体后，新兴的集体纪念模式不断涌现，但往往备受争议。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苏联式风格的博物馆是否应随着苏联的解体而废弃？或者他们能够接受新的理念并适应和平解决冲突的发展趋势？
其次，欧洲的博物馆将同东亚（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博物馆进行比较。
鉴于韩国的持续分裂、中国尚未完成统一，以及东亚各国间为寻求和解依旧争执不下的现状，从某种程度上说冷战仍然在这一地区继续存在。持续的紧张局势引发的外交危机甚至是军事冲突时有发生。一方面，东亚不能也不会脱离当今世界倡导和平教育和国际间相互理解的大趋势；另一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挥之不去的影响阻碍了公共机构间的政治合作，加深了各国间的文化差异，也导致了近期的矛盾。因此，接下来将要考察东亚的战争博物馆是如何反映这些互相矛盾的政治教育观点以及它们是否会接受上述挑战。
就欧洲的战争博物馆而言，一般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它们对战争的处理方式进行比较。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建立了这样一座博物馆，因此，欧洲的博物馆不只是关注战争中的某一事件，例如一次战役、一场大屠杀等。 同时，尽管将战争和大屠杀博物馆进行比较可能更为有趣，但是许多大屠杀博物馆将不被考虑在内，因为对于这一主题已进行了大量研究。东亚地区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为了了解纪念仪式之间的差异，博物馆的整体景观必须考虑在内，因为如果忽视像广岛和南京这样的地方，我们就会错过非常重要的方面。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从战争博物馆武器馆藏或军事背景为主，到国家政治权力的象征
军事或武器博物馆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它们最初是作为国家的军事组成部分被建立起来的。它们收集过去和现在己方或敌方使用过的武器并对武器使用作出指导。随着由义务兵组成的国家军队的出现，军事展览也成为缅怀民族战斗英雄和“无名”阵亡士兵的地方。他们成为“国家纪念碑”，在意识形态上，让保家卫国行为合法化，并赞颂了为国防作出牺牲的人。
无论是胜利者还是被征服者的武器都位于展览的中心区域。它们代表了“真正的”战斗工具，而且也被视为国家权力和民族自豪感的象征。它们不仅仅是文物，也是技术成就和政治主张的标志。尽管介绍了它们的经济背景（武器生产、军备工业和经费）以及它们的社会背景（士兵的生活），然而，对使用它们所带来的后果（事物和人类生命的毁灭）并没有进行强调。尽管武器是苦难的制造者，但是由它们造成的伤害在展览中却无法显示出来。它们代表了苦难，却没有认识苦难。这种“隐藏的”做法，保持了武器的“纯洁”，并且美化了它们——展示的是武器未经破坏和灾难前的原样。文物日益增长的历史价值使得人们几乎将其仅视为艺术品，因而普林森主张：“文物的真正价值被遗忘了。”
当武器收藏成为公共博物馆缅怀战斗英雄的一种方式时，纪念馆潜在地强调了武器的正面意义。
20 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争博物馆的传统功能。军方和政界人士努力向平民百姓解释堑壕战的新体验，并在博物馆内部和外部修建战壕。这可以视作是通过设施和模拟体验战争经历的第一次尝试，此后则越来越多地通过电子媒体的使用来体验。现代化战争带来的巨大损失导致军队博物馆的设计发生了最为重要的变化：由于平民百姓在战争中几乎罹受着与士兵相同的灾难，因而（战争的）社会背景以及武器的破坏力不能再被忽视。真实的战争场景就离参观者越来越近了。越来越多的平民百姓受到现代化战争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战争也需要考虑其对交战双方带来的后果，而武器的作用则需要放到时代背景中去考虑。
19 世纪下半叶的博物馆展览中，已经开始展出现实的、最近的战争，而不仅仅与军事史相关。军队博物馆已经变成了“战争”博物馆，比如为了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建于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随着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建设，现代战争博物馆的功能脱颖而出：将武器作为一种充分展示科技人员和工人聪明才智的战争工具来展示；对国民所经历的牺牲，给予合法地位和歌颂，从这个意义上说，战争博物馆既展示工艺品，也“深入参观者的内心和想象之中”。
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
与强调民族主义和军事荣光的法国和奥地利的军队博物馆相比，20世纪西欧相继建立以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为代表的博物馆，后者更为清晰地显示出了这一趋势。
打破传统的西欧个案：法国国家军队博物馆
显然，巴黎“荣军院”的庄严性和整体架构使其无须作出进一步的修整和改变。从19 世纪开始，“荣军院”就收藏了大量武器和防御工事的模型，也有其他的文物。直到20 世纪90 年代末，其展览都侧重于展示歌颂法国战争的武器、制服和色彩。这些展品代表了法国的军事、科技和历史价值。自其1905 年向公众开放到现在，其富丽堂皇的后巴洛克式的建筑架构使其内部武器藏品的展览以一种有序的几何顺序排列。官方将60 架法国“经典大炮”称作是类似于艺术品的“久负盛名的作品……装饰着……纹饰”，而不是象征着毁灭。这些“珍贵的火炮展品”有序地陈列在“荣军院”的庭院中，用来吸引参观者“发现……法国炮兵的辉煌历史”。显然，枪炮的隆隆声听起来应该像是胜利的钟声，而不是触发悲伤的丧钟声。美轮美奂和史诗般的武器都能使人联想起胜利的赞歌。在这里，庆祝游行仍然举行。在音乐公司的演出开始之前，乐器被一行一行整齐放置在庭院中的一字排开的大炮对面，就好像它们也是武器一样。军事秩序通常遵循实用主义原则，而且呈现了一种美学意义，也是艺术表现的一部分。
荣军院
只有当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展览的设计和内容才作出了改变。无论是军用物品还是战区图片、军事宣言，或者是同时期的相关报道都进行了展示。然而，直到1970 年成为博物馆的藏品之前，这部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展品主要由私人博物馆进行展出。20 世纪90 年代引发了下一个挑战。从1995 年到2010 年，人们对战争的认识观念（特别是20 世纪的战争观念）展开了广泛讨论，促进各处都需要根据“雅典娜工程”对展览形式进行调整。通过静态武器的展示已经无法显示出两次世界大战的政治和社会意义。除了改进两次世界大战的展览之外，“夏尔·戴高乐纪念馆”也在2007 年作出了修改。其叙事的变化在于突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兰西共和国的复兴，依靠的是从拿破仑到戴高乐等所有法国民族英雄的抗争。“夏尔·戴高乐纪念馆”的“历史”设计不再遵循军队博物馆的范例。它根本不陈列展品，而是建造一个巨大的电子显示屏为参观者展示音视频资料。在这里，军事博物馆变成了现代化的历史博物馆。
消解连续性：如何看待沉重遗产的新开端
以曼彻斯特帝国战争博物馆北馆或加拿大战争博物馆为代表的最近新建的博物馆都开始脱离军事空间。它们在展品、功能和行政结构方面都越来越类似于民间的历史博物馆。它们不再注重于让参观者接受一定的军事教育，而是引导人们去思考为什么战争与和平是主导过去和现在国际关系的基本因素。
集中营中的犹太人
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大体上遵循武器展览的传统理念。尽管自1989 年起，展览的内容扩展到涵括战争中的平民生活（“战时的家庭”）等主题，但是如何把军用品的展览与现代战争造成的政治与社会影响之间建立联系，依旧是一个未解的难题。首先，战争在军事上的含义，与人们在20 世纪70 年代到80 年代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普遍认识不尽相同。比如，直到1999 年，与犹太人大屠杀相关的展览，也只是通过海报间接地展示了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解放的图片，这是英国军民第一次直面犹太人的大屠杀。因此，除了展示军用品的宽敞大厅外，“帝国战争博物馆”为了纪念大屠杀特意于2000 年开辟了一个新的展厅。一旦进入到大屠杀展厅，参观者们就会置身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氛围之中。与宽敞明亮的军用品陈列厅相反，参观者们经过一个黑暗的房间，文字和视频媒体会向读者展示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经历了什么。以武器为主的展览，让位于残害犹太人的毒气室。第一手资料已无处可寻，而且人们也不希望复原这段历史。与战争经历和战时环境相关的展览已经不再是博物馆进行展出的可行方案。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是欧洲第一座选择在光线昏暗、简单装饰的空间中布展的博物馆，目的是让参观者拥有寂静、反省和哀悼的体验。
社会主义革命海报
鉴于参观者和展品的数量日趋增多，而且展览的许多部分都是恒定不变的，所以对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而言，几乎没有过多可以进行大改造的余地。因此，政府决定在保留旧有博物馆的前提下再修建一座新的博物馆。曼彻斯特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北馆”是欧洲第一座从零开始规划并修建的博物馆。它是由著名建筑师丹尼尔·里伯斯金设计的，于2002 年正式向公众开放。他的设计打破了以往的战争博物馆使人印象深刻的、久负盛名的帝国风格。丹尼尔·里伯斯金是不规则、联锁式建筑风格的领航人物。同便于以几何序列展示藏品的远视距空间设计不同，他设计的房间的走廊满是精致的角落和光线变化下的不规则墙壁。里伯斯金放弃了使用石头实现坚固持久和规则空间的设计原则，他更喜欢使用混凝土、玻璃和铝制品来构建弯曲不对称的墙壁。这种建筑风格不会带来整齐划一，但参观者面对展品时则会有新的思考。根据博物馆的主页介绍，博物馆提供了“战争后果的可视化象征。其设计理念来自于世界因冲突而支离
破碎，碎化的世界是由三块相连的碎片重新组合起来的。这三块碎片分别代表了陆上、水中和空中的冲突”。
对这一场馆的建筑风格，通过在一个房间中悬挂大开幅的照片，加以简单解释，让参观者先反思而不是做由衷的赞美。战争体验、原因和影响，以及少量的战时装备和作战战略亦陈列其中。武器依旧是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它们不再位于展览的中心，它们只是战争故事的碎片，而不再代表这个故事，或者至少，参观者不再沉迷在战争的美学和科技魅力中。以曼彻斯特博物馆和新建的德累斯顿德国军事历史博物馆为代表的现代战争博物馆，在建筑空间结构、陈列品和媒体展示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以实现博物馆的多重功用价值。然而，它们并没有，或者说仅是部分地舍弃了博物馆展览武器和纪念军民受害者的传统功能。
从未来的意识形态到曾经的现实世界：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博物馆
与西欧同时期的博物馆相比，前苏联的博物馆面对更为复杂的挑战，即使它们同样起源自19 世纪且有着相似的基础。在苏联统治时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戈尔巴乔夫改革之间的诸多国家历史，被马克思主义者解释为社会主义国际运动的胜利。因此，1990 年之后，博物馆首先必须重建后社会主义的国家历史，这需要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大部分东欧和中欧国家相继（重新）建国的时刻。其次，它们不得不重新解释纳粹统治带来的影响，以及其后加入苏联阵营的过程。
通常，它们以自卫为主题重塑一个国家的历史，这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家的重振与复兴。如果当代的或最近的武装冲突成为展览的核心内容，则既不能传达出明确的和平信息，也无法克服各自社会已有的分裂状态。就军事史而言，展览当代战争，依旧以传统的武器和镇压反抗的展示为主旨。
当今俄罗斯的军事博物馆仍无法提出一个后社会主义的博物馆设计和解释。时至今日，苏联时期的战争纪念碑和博物馆塑造出的英雄写实主义和缅怀主义依旧无法替代。改变“卫国战争”的共产主义解释，无论在公众还是在学术界那里都有极大的争议，所以以莫斯科的“中央陆军博物馆”为首的主要博物馆，在讲述从俄国革命到卫国战争结束的这段历史时，并未作出多大改变。
在一些东欧的军事博物馆中，波兰军队博物馆是保持设计不变的又一例子。作为波兰军队的一个机构，它修建于波兰重新建国后的1920 年，并且遵循19 世纪军队和武器展览的理念。尽管1945 年之后，苏联红军在展览中备受褒奖，但是展览的美学理念和历史文物几乎没有改变。苏联解体后，博物馆马列主义的陈列风格被轻易改变，但博物馆的整体布局却无法改变。相反，外部干涉的短暂，似乎证实了波兰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其官方网站明确表达的“波兰国家的认同感”。博物馆的美学表达在于，波兰社会对外部干预的反抗是坚定和持续的。
波兰军队博物馆二战武器殿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由于饱受争议的政治解决方案和正在进行的“文化战争”，无法达成和谐的后社会主义观点。1945 年末，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试图通过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革命博物馆”建立，证明两件事：首先，波斯尼亚是完整的公认的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一部分，而且是它自己通过军事行动取得了这种地位；其次，从中世纪起它就是南斯拉夫人民公认的政治实体。通过这样的方式，博物馆讲述了一个经济和政治文化故事。1992 年到1995 年的战争摧毁的不仅是建筑。上述两种说法失去了往日的认可。鉴于展览可用空间有限以及巨大的财政负担，这个历史展览被缩减了。取而代之的是新展览“被围的萨拉热窝”，它讲述了在南斯拉夫解体的最后一役中，萨拉热窝被围困的故事经过。这是一个分裂而不是一个团结的故事，居住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大多数塞尔维亚人并不接受这一观点，因为，这是一个抵抗侵略者的故事，而这个侵略者是此前社会的一部分。由于这次展览以战争开始又以战争结束，所以并未获得广泛认同。
民族觉醒纪念和捍卫自身的意志：东亚的战争博物馆和战争纪念
除了日本的游就馆之外，东亚的战争博物馆尚无法追溯到19 世纪的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无论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带给韩国和
日本的深远影响，东亚博物馆主要涉及的都是当代的矛盾冲突。
日本迥然相异的博物馆景观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日本社会发展出互不相同、相互竞争、对比鲜明甚至是互相矛盾的战争纪念方式。
1
第一种以东京的游就馆和昭和馆为代表，它们都与官方政策保持一致，并且在经济上和思想上受到政府的支持。
2
第二种以两大纪念公园为代表，这两座公园是为了纪念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空投事件。尽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关，但它们宣称自己并不是军事博物馆，而是为了通过展示战争对人类生活造成的灾难性的影响，继而谴责战争的和平博物馆。它们以受害者为主旨的方法受到大多数日本人民的赞赏。像其他较小的和平博物馆一样，它们主要由民间团体经营，也受到来自国家和个人的资金支持。然而，博物馆越强调和平的重要性，越质疑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奉行军国主义政策，它们就会越多地失去政府的支持，并成为颇受大众争议的话题。
3
第三种趋势主要由大量小规模的、主要是私人的博物馆组成，它们刻意使自身与日本军国主义和战争保持距离，并努力告知公众不仅日本遭受了灾难，日军占领地的人民也要忍受战争带来的身体伤害和精神恐惧。东京游就馆的设计和展览布局与欧洲的传统方法相似。它建立于明治统治时期，展现出了一些与欧洲博物馆相似的发展趋势。它为军国主义和殖民扩张的“英雄气概”喝彩。通常，展览的结构是基于历史上清晰界定了的友- 敌体制。它与靖国神社的紧密联系，神圣化了馆中展出的武器。这就是尽管如今它们两个已是不同的、相互独立的机构，但依旧难以人为地把游就馆从靖国神社中分离出来的原因。
广岛和长崎的和平公园可以被视为表达和反映纪念情绪和铭记历史的场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显然不同于东亚任何一座与战争相关的战争博物馆或纪念馆。20 世纪50 年代早期，它们处于筹备建设时期时，就已经设定了其主要功能是进行祈祷、纪念和哀悼的场所。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的这种情感活动并没有改变。因此，尽管在20 世纪90 年代，展览规模扩大并走向了现代化，公园内也新建了更多的纪念设施，但是其外部构造已多年未变。艺术、自然和媒体驱动的展览塑造了这片区域。尽管博物馆的展览整合了更多的历史背景，即使政治史是新建的长崎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仍回避对美国或日本在战争中的角色，作出明确政治评价。由于和平博物馆表达了清晰的政治信息，并引发激烈政治争论，广岛和长崎和平公园则为日本公众普遍接受。长崎博物馆刻意展出了某些历史文献，如慰安妇（或性奴隶）等主题，这在当今日本迅速引起了争议。这引发了公众的抗议，被认为不符合“非政治”的、以受害者自居的日本形象。
日本大量的战争博物馆, 都以一种政治手段使自己与战争划清界线。这些公共或私人的博物馆不再关注武器, 而是关注战争对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它们已经成为以和平为主旨的博物馆，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当成世界和平理念的起点。但是，它们展示的内容与一般意义上的不同。首先，它们都是纪念日本人民所受灾难的博物馆。其次，它们深入观察了日本的侵略政策及由此造成的殖民地人民的命运。第三，在深度和广度上，它们致力于反战并采取实际行动实现这一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和平为主旨的博物馆不同于战争博物馆，后者是关注以维护世界和平为主旨的国际军事干预。
日本长崎和平公园（左） 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右）
在受害者和革命政权之间：变化中的中国战争博物馆
在20 世纪下半叶的韩国和中国，战争博物馆和较大的纪念馆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并且以东亚各国之间的关系为核心。鉴于对这一短暂的历史和对日本侵略者的特殊关注，中国和韩国的战争博物馆都有一种明显的反日倾向。与对待外部侵略者的态度同样鲜明的，是以保卫本国人民为主旨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感。
从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现代化和扩大化的举措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博物馆正在进行现代化。在展览中，与包括内战和作为二战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在内的共产主义革命相比，博物馆内中国军事史的展览已黯然失色。中国从第一个王朝到共和国的建立共有四千年的军事史，而在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仅把约十个展馆中的两个用于展示中国的军事史。1960 年博物馆正式开放后这些军事史的部分就被逐渐加入到现代的展览之中。其他展厅展示了自20 世纪20 年代开始的中国国内革命的步伐——抗日战争、内战或解放战争，以及朝鲜战争（这一展馆被称为“抗美援朝”）。20 世纪50年代末，因其有着现代化的、庄严的建筑风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组织了一次依照传统理念设计的武器展览。博物馆的网站上还称赞这次展览为“灿烂辉煌的军事文化的完美画卷”，体现的是注重美学设计和科技支持的武器展览的传统主题。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中国政府抗战海报
但是，自2011 年起，展览大楼基本陈列陆续撤展关闭，整座博物馆将要扩建并融入现代化的理念。不论整修主要是为了提高建筑质量还是扩大展览空间，或者是为了改变展览的内容和布局，博物馆都会如期向公众开放。至今为止，博物馆也只是宣布为了给参观者更多自由活动的机会，将安装电子媒体和多媒体设备。该博物馆宣称它们会达到世界上其他军事博物馆的水准和设计。
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已经传递出中国在战争中的军事实力、民族自豪感以及民族成就。相反，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反映了中华民族在20 世纪遭受的创伤。南京由此成为日军惨无人道战争的一种象征，就好比奥斯维辛象征着纳粹消灭犹太人的意图。南京是痛苦和悲伤的地方。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自豪感相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纪念馆已经完成了科技与思想创新的过程，体现了当今世界以受害者为主旨的战争博物馆的全球发展趋势。
为了筹备南京大屠杀的70 周年纪念活动，旧有的纪念场所暂时关闭，值得注意的是，在不破坏原有的纪念馆的前提下，得到很大扩建的新纪念馆中安排了全新的展览。但是，其建筑形式和内部布局不再受现实主义风格的纪念馆的影响。新的纪念馆引发了一场有关种族灭绝主义是20 世纪不容忽视现象的国际讨论，并将南京大屠杀定性为种族灭绝主义和国家有组织犯罪。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如今已经具备了纪念馆、墓地和档案馆的多重功能，如同一个“真实的战场”，可以使游客身临其境地体验曾经发生在这里的被世人铭记的那一段历史。鉴于其功能的多样化以及其具有国际意义的现代化设计理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可以同其他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遇难者同胞的纪念馆相媲美。
由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暂时闭馆，而且其过去的布展思路在于展示抵抗外族入侵的胜利历史以展望革命未来。所以，部分体现国际展览馆发展趋势的、以纪念受害者为主旨的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的展览风格与内容，是否会被北京革命博物馆采用，仍是个未知数。
战争仍在继续：首尔的韩国战争纪念馆
外部威胁的延续性在韩国是最为显而易见的，冷战在这里似乎并没有结束，甚至不时转变为“热”冲突。因此，韩国战争纪念馆的参观者们，在入口处首先面对的是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上展示了朝鲜最近的“侵略”行为，例如在2010 年3 月朝鲜使用鱼雷袭击了韩国的一艘军舰。因此，从参观一开始就可以看出此博物馆不仅只纪念逝去的英雄，也“直面未来的民族危机”。博物馆只有一部分用于军用品的展览。它试图将参观者带入一个特殊的军事体验之中。因此，它的设计理念建立在想象、模仿、设备、视频展示以及还原整个战斗场景的三维立体模型的基础之上。例如，参观越南战争的展览就像是一次“远征经历”，因为参观者需要进入到一间一人高的房间，穿过房间内的竹林和木桩，而且必须小心埋伏着的越共战士。进入到有三维立体模型和视频播放的房间里，参观者就会感受到自己被战斗的声音以及被丧失了家园和爱人的百姓们的哭喊声所包围。与战争零距离、还原战争经历是此次展览的根本目的。
总结：变化中的战争博物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一些博物馆进行首次改变，开始考虑展品的种类和展览的设计。更多的书面材料和图片用于介绍武器使用的背景；模仿战争场面、让参观者亲身体验“战争经历”也是博物馆作出的第一次尝试。不过，尽管展览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内容也不断改进，但是博物馆的布局并没有变化。在20 世纪80 年代，许多西欧的博物馆制订计划，试图从根本上革新它们的展览。但这些现代化的构思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世界两极格局瓦解后才逐渐成为现实，推动了全球性的对和平与战争观念的理解。用新形式表现战争和渴望和平，主要在一些新建的博物馆如加拿大、德国和英国的博物馆中得以实施。苏联昔日统治下的影响，与民族主义的重建观念，导致东欧和中欧的军事博物馆复兴了传统的博物馆展览理念。与强调断裂和反思质疑的西欧新建博物馆不同，东欧和中欧的博物馆强调连续性和对自我的肯定。
这也同样适用于首尔战争博物馆，以及韩国其他的以战争为主旨的博物馆。
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临时闭馆，中国博物馆的发展形势似乎具有开放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卢沟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布局与理念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从建筑设计和展览内容上显示出了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而后者则坚持在展览中突出传统的英雄主义和革命的悲壮。尽管中国的博物馆相对年轻，但是它们也相应地扩大展览规模，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而且随着21 世纪的到来，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代表的博物馆建筑结构和展览布局也改变了中国博物馆的特征。与所有其他的东亚战争博物馆相比，国际化或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更为明显。
日本战争博物馆的景观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三种发展趋向在展览布局和主旨上各不相同。现代化的成果，尤其是电子媒体设备的使用，既没有改变它们的布局，也没有动摇它们的展览主旨。20 世纪80 年代，伴随着“和平公园”和以和平为主旨的战争博物馆的建立，日本的民间团体和市政团体开始响应政府的保守纪念政策，试图以此找出应对20世纪90 年代挑战的对策。
尽管两极世界格局的瓦解给博物馆展览的布局带来了显著的变化，但却没有观念上的革新，博物馆通常也就只是扩大规模，实现科技现代化而已。国家的政治形势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博物馆在设计和主旨转变上的广度与深度。显然，新的军事博物馆，特别是西方新建的，要比那些拥有较长军事传统的博物馆，更好地适应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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