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0月，南京军区总医院病房里，已经重病昏睡多日的许世友突然醒转，坚持要下床去厕所。医护人员赶忙围上来搀扶，谁也没想到，这位久经战阵的老将竟在混乱中猛地一扯，拔掉了右下腹的深静脉插管，病房里顿时乱作一团。
这根管子并非普通输液管，而是维持治疗的重要通道。护士立即按压止血，医生紧急处理伤口，并重新建立静脉通路。许世友的身体本已十分虚弱，这次意外又给病情增加了变数。
许世友不愿住院，并不是突然形成的脾气。战争年代，他多次负伤，缺医少药时，伤口往往只是简单包扎，能走就继续行军。长征期间，他曾多次受伤，长期军旅生活也使他形成了一个习惯：身体出现毛病，能扛便扛，绝不轻易把自己交给病床。
1985年年初，他开始感到腹部胀痛。身边工作人员察觉后，劝他到医院检查，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3月，许世友在上海接受检查，甲胎蛋白指标明显升高，超过正常范围许多。由于他过去有肝硬化病史，医生没有仅凭一项指标下结论，而是安排复查和观察。
几个月后，检查结果越来越不乐观。到7月，南京方面基本确认他的肝脏出现恶性病变。那时许世友正在青岛参加会议，真正了解病情的人并不多。对外需要保密，对内则必须尽快安排治疗，问题由此变得棘手起来。
军方曾希望他前往北京进一步诊治。老部下聂凤智受托前去劝说，先从肝硬化谈起，再说北京医疗条件更好。许世友听完，态度很干脆：“不去。”
聂凤智没有放弃，又劝了几句。许世友仍说：“我不上301医院。”这不是简单的任性，而是他多年形成的生活方式在病痛面前发生了作用。他相信自己的身体，也不习惯被人搀扶、限制，更不喜欢医生反复交代禁忌。
8月，聂凤智和何鸣再次去见他。屋里沉默了很久，许世友只说自己想回南京。聂凤智知道老首长的性格，没有继续争执。回到南京后，许世友住在中山陵8号，仍不愿接受系统检查，前来劝说的老战友和老部下也没有改变他的决定。
病情却不会因为拒绝检查而停下来。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医护人员组成特别医疗小组，进驻中山陵8号。每天的病情变化都要记录并上报，治疗包括补充白蛋白、葡萄糖等。那时的许世友已经疲乏、嗜睡，进食减少，排尿也出现困难。
有意思的是，病情稍有缓解，他就想下床走动，甚至提出外出兜风。医护人员只好背着急救包、带着氧气设备跟在后面。护士们常常刚听到命令，就急忙准备车辆和器械，生怕一个转身，人已经坐车走了。
“首长，还是卧床休息吧。”
“躺着不舒服，动一动才好。”
这样的争执，在中山陵8号反复出现。许世友一生不喜欢安静地躺着，哪怕双腿已经浮肿，腹部积水严重，也总想恢复过去的活动状态。后来他连站立都做不到，仍在床上示意要活动。医护人员只得找来几名身强力壮的工作人员，把他小心搬到沙发上，在房间里推行了几圈。
那是他最后一次“活动”。
9月30日以后，许世友大部分时间陷入昏睡，病情已不允许继续在家中观察。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当机立断，要求立即送军区总医院。此时再考虑许世友是否愿意，已经没有意义。担架把他送上救护车，醒来后，他没有再作强烈反对。
中央和中央军委一直关注他的病情。杨尚昆曾代表中央到南京看望，许世友当时处于昏迷状态。工作人员在他耳边反复说明来人身份，他过了很久才睁开眼睛，含糊地说出一句：“我完蛋了。”
10月中旬，那次去厕所的意外发生。重新插管后，医生设法维持他的生命，但肝、肾等重要脏器相继衰竭，治疗空间越来越小。10月20日起，他连续两天陷入昏迷，医护人员守在病床旁持续观察。
10月22日，许世友停止呼吸，心电监护屏上留下直线。他出生于1905年，逝世时80岁。从腹部不适到生命终点，前后不过大半年。对于这个曾在枪林弹雨中硬撑过来的将军来说，最难接受的或许不是疼痛，而是被迫停下脚步、承认身体已经无法再听从命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