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2月，北京，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作出决定：陈毅兼任外交部长，周恩来不再兼任这一职务。消息公布后，国内外都很关注。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次职务调整；对陈毅而言，却像是几十年前井冈山上的一句玩笑，终于有了正式答案。
陈毅接手外交，并不是临时起意。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既担任政务重任，又长期兼任外交部长，事务繁重。1954年，陈毅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教育、科学、文化等工作，中央已经在有意识地让他接触外事领域。
陈毅一开始并不十分自信。他对毛泽东说，自己说话直，有时感情上来，容易脱口而出；在内部工作中，出了问题还可以解释，可外交场合一句话说错，影响的就不只是个人。
毛泽东没有把这看成缺点，反而认为陈毅有“临事而惧”的一面，知道外交责任重大，才会谨慎。更重要的是，陈毅长期在复杂环境中工作，懂军事，也懂人情世故，敢于坚持原则，又能把话说到分寸上。
这种能力，早在抗战时期便已经显露出来。1944年，美军观察组抵达延安后，陈毅奉命参与接待。美国方面希望了解苏北局势和皖南事变经过，陈毅连夜整理材料，形成文字说明，再交毛泽东、周恩来审阅修改。外方人员后来评价延安领导层时，也特别提到了陈毅。
这不是简单的陪同和寒暄。那时国共关系复杂，国际环境也牵涉甚广，一份材料如何表述，一场谈话如何推进，都要考虑政治影响。陈毅既有战场上的判断力，也能从对方立场分析问题，这正是他后来处理国家关系的重要底子。
1949年解放上海，更能看出他的作风。解放军进城前，陈毅反复强调，市区作战尽量不用重武器，部队不得进入民宅，不得扰民。上海战役从5月12日开始，至5月27日上海市区基本解放，城市重要设施得到保护，人民生活和社会秩序也没有遭到更大破坏。
担任上海市长后，陈毅处理涉外问题同样强硬而有分寸。一次外籍人员在庆祝活动中驾车闯入，违反当地规定，陈毅当即要求依法处理。对方随后写下道歉书。规矩讲清楚了，事情也没有被扩大，这种不卑不亢，正是新中国早期涉外工作的一个缩影。
有意思的是，陈毅并非后来才想到做外交。张茜在1958年以后曾转述，井冈山时期，陈毅和毛泽东谈到革命胜利后的分工，半开玩笑地说：“将来胜利了，让我当外交部长怎么样？”毛泽东含笑应承。谁也没有料到，这句话后来真的落到了任命文件上。
当然，任命并非只靠旧日玩笑。1955年，陈毅参加万隆会议，周恩来在会上提出求同存异等主张，陈毅也从中积累了处理亚非国家关系的经验。此后，他逐步参加外交部党组会议，熟悉外交机构的运行和国际事务的具体处理。
1956年，陈毅原计划随周恩来出访印度等国，却因劳累过度突发脑贫血，工作安排被迫推迟。直到1958年2月，他才正式兼任外交部长。这个过程说明，中央看重的不是一时的声势，而是他的长期经验、政治可靠和临场担当。
担任外长后，陈毅保留了元帅的直率，却更加注意外交语言的边界。1959年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前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访华，宴会上出现意见冲突。面对对方对中国政策的指责，陈毅当场表示：“你这么说，我不同意。”对方让他听从意见，陈毅回应：“你讲得不对，我们就不能听你的。”话不长，态度却很明确。
外交场合不是战场，不能只凭气势取胜。陈毅的特点在于，原则问题不退让，具体问题又愿意沟通。他常把复杂道理讲得直白，让对方知道中国的立场，也知道争论的界限在哪里。
1963年，陈毅陪同外国驻华使节到浙江、安徽等地考察。路线没有只安排大城市和典型场面，而是深入山区农村，走访农户，了解粮食、住房、道路和副业情况。使节们亲眼看到普通乡村的变化，许多疑问便不必靠长篇解释来回答。
登黄山时，陈毅穿布鞋、拄手杖，仍坚持向光明顶攀登。他曾在皖南战斗，却一直没有机会登顶，这次故地重游，既是访问安排，也是一次让外国使节直接观察中国社会的机会。山路上的谈笑，看似轻松，实际仍服务于外交目的。
1972年1月6日，陈毅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1月10日，毛泽东参加追悼会，这是他自1959年以来少见的破例。那张带着微笑的遗像，也把井冈山时期那句半真半假的话，和陈毅后来走过的外交道路，连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