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月下旬，北平城内，傅作义刚完成和平改编，部队和城防事务尚未安顿，便急着派人前往重庆接妻子刘芸生。谁也没想到，副官带回的不是接站消息，而是一份令人震惊的急报：夫人被军统特务扣押，去向不明。
傅作义一时没有说话。北平和平解放，25万国民党军队接受改编，本应是局势落定的时刻，可刘芸生却成了蒋介石手里最后一张牌。
这件事的根子，要从南京说起。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沈阳失守，华北局势骤然恶化。蒋介石急电召傅作义到南京，名义上是商议战局，实际上却带着重新部署华北军事力量的打算。
11月4日，傅作义抵达南京。蒋介石没有直接谈北平，而是反复强调华南的重要性，随后宣布任命傅作义为东南行政长官。这个职务听起来不低，实质却是要把他调离华北，交出手中的军队。
傅作义听出了其中意味。他的嫡系部队都在华北，离开北平之后，所谓行政长官不过是失去兵权的安排。面对蒋介石的命令，他没有立即表态，只说：“保住华北，才是眼前的全局。”
蒋介石见他不肯就范，又让秘书把任命重新念了一遍。傅作义坚持要求留在北平，并表示愿意以三个月为限守住华北。蒋介石虽然不满，但在当时的军政压力下，只能暂时作出让步。
回到北平后，傅作义面对的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天津、张家口相继陷入危局，北平守军既缺乏取胜把握，城内百姓也经不起巷战和炮火。女儿傅冬菊趁父亲沉思时，试探着问：“父亲，是否可以和共产党谈谈？”
傅作义沉默许久，反问她是否与共产党有联系。傅冬菊没有隐瞒，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这个回答让父女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停顿，但傅作义并未震怒。他很清楚，继续固守，北平很可能成为又一个战场。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北平外围的军事压力更为明显。1月22日，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北平避免了大规模战火。协议签署后，他立即想到了远在重庆的刘芸生，便吩咐副官设法把人接来。
然而，刘芸生早已被控制。
早在1948年12月，傅作义便通过张伯苓设法安排妻子离开重庆，前往北平。国民党特务监听到有关消息后，判断傅作义可能改变立场，于是密切监视刘芸生。1949年1月25日，她在登机前被扣押，随后多次转移，最后被关在歌乐山附近一处废弃军营。
傅作义得到消息后，最急迫的问题不是营救方案，而是确认妻子究竟在哪里。重庆特务机关众多，关押地点又不断变化，外界传来的消息真假难辨。有人说人在军营，有人说已经被转往别处，傅作义无法判断。
周恩来得知情况后，要求地下党尽快查清刘芸生的下落。地下党员通过重庆军政系统、监狱和警备机构中的关系展开查找，终于锁定了一处废弃军营。但问题随之而来：他们只能确认那里有人被秘密关押，却没有直接见到刘芸生。
这意味着，贸然实施营救，可能扑空，也可能惊动特务。消息送到周恩来处后，他没有让地下党立刻强攻，而是提出了一个带有试探性质的办法：“既然不知道人是不是在那里，那就劫狱试探一下。”
所谓“劫狱”，并非立即派人冲击军营，而是先制造刘芸生已经脱险的假象。随后，香港方面通过报纸刊出消息，称刘芸生已经逃到香港，并配发一张模糊照片。消息故意留出真假难辨的空间，目的正是观察蒋介石方面的反应。
蒋介石看到报道后果然不安。他担心刘芸生真的被地下党救走，也担心重庆的秘密关押地点已经暴露，于是下令将人转移，准备送往台湾。特务机关的调动，反过来证明了此前掌握的线索并非空穴来风。
1949年6月，押送刘芸生的队伍离开重庆。车辆驶出一段路后，没有继续按照原定路线前进，而是转入乡间小道。负责接应的人员确认周围安全，才换下原有装束，向她说明身份：“我们是来营救您的，傅司令平安，您不用担心。”
刘芸生这才知道，自己并未被送往台湾。此后，她辗转多地，直到1950年1月才与傅作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平重逢。那场持续近一年的秘密关押，也随着这次会面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