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新中国第一次实行军衔制度。军衔不是简单的荣誉称号，而是对军人资历、战功、职务和现实表现的综合评定。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牵连着部队建设和干部管理，来不得半点含糊。
彭德怀此时担任国防部长，陈赓则负责军事院校和军队建设方面的工作。两人都是战场上打出来的将领，脾气却很不一样。彭德怀说话直，办事硬，认准的原则很少让步；陈赓善于思考，处事灵活，常常能把复杂问题讲得明白。
按常理说，这样两位老战友不至于为一名干部的军衔闹僵。偏偏事情落到了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身上。
彭启超参加革命较晚，1943年入伍。抗日战争后期，他还没有太多崭露头角的机会，真正受到考验是在解放战争中。保卫延安期间，他曾带领小分队执行牵制和掩护任务，在兵力、弹药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依靠隐蔽接敌、快速转移完成任务。
这类任务听起来不显眼，危险却很大。大部队撤离时，小分队必须把敌人引向另一侧，既不能过早暴露，也不能恋战。一旦判断失误，几个人就可能被优势敌军包围。彭启超能够多次完成任务，靠的不是家族名声，而是战场上一步步积累的经验。
解放战争后，他逐渐成长为基层指挥员，后来又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按照当时的评定办法，陈赓结合他的任职经历和战斗表现，认为授予上尉军衔并不算过高。
消息传到彭德怀那里，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彭德怀担心，外界会把这个军衔理解为照顾部长亲属。在他看来，亲属只要沾上自己的名字，哪怕确有能力，也容易引来议论，更可能给军队管理留下口子。
他向陈赓提出，应当把彭启超的军衔压低一些。陈赓没有立即接受，认为评衔必须看事实，不能因为他是彭德怀的侄子，就把已经取得的战功一笔抹掉。
两人争论的重点，不是亲疏，而是评定标准。彭德怀强调身份影响，陈赓强调个人表现；一个担心特殊化，一个担心寒了基层干部的心。说到底，双方都在维护军队制度，只是落脚点不同。
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争到后来，彭德怀急了，对陈赓说：“我是国防部长。”这句话听上去像是在压对方，实际上也带有几分无奈。陈赓明白，彭德怀并非要替侄子争待遇，恰恰是怕别人说他利用职权。
陈赓仍然把彭启超的战绩和现实表现摆出来，说明上尉评定有依据。彭德怀则坚持，干部亲属更要主动避嫌。经过讨论，彭启超最后被授予中尉军衔。这个结果，既体现了对其个人经历的承认，也体现出对高级干部亲属从严要求的态度。
彭德怀对家中晚辈一向如此。两个弟弟先后为革命牺牲后，他曾承担起照料遗属的责任，却没有因此放松要求。生活上可以关照，工作上不能开后门；家里人可以得到帮助，军队里的位置必须自己挣。
有意思的是，陈赓与彭德怀早年便有交往。两人都出生于湖南，青年时期都曾投身军旅，后来分别经历黄埔、秘密工作、红军作战和抗日战争等不同阶段。陈赓一度在国民党军队中任职，之后选择加入共产党；彭德怀则长期在正面战场率部作战。
重新相遇后，他们在革命队伍中并肩作战。彭德怀熟悉大兵团指挥，重视战场纪律；陈赓长于临机处置，既能打硬仗，也善于鼓舞部队。一个严厉，一个机敏，性格差异很大，却能在关键时刻彼此信任。
陈赓有时能用几句玩笑缓和气氛，彭德怀未必当场发笑，却往往听得进去。可涉及原则，陈赓也不会一味退让。两人的交锋，常常是话说得重，事情办得稳。
1955年的这场分歧，留下的并不是谁压过谁，而是一条很清楚的军队规矩：战功要承认，亲属关系也要回避；干部可以有背景，军衔却不能靠背景取得。彭启超后来接受的那个中尉军衔，正是在这种严格尺度下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