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会理城郊，红军长征队伍暂时停下脚步。连续作战和反复行军，让官兵疲惫不堪，红一军团尤其如此。就在这时，林彪与聂荣臻之间，发生了一场颇为尖锐的争论。
争论的起点，不在某一场具体战斗，而在行军路线。
四渡赤水期间，中央红军面对的是国民党军队层层推进的围堵。敌军数量占优，追击部队又熟悉川黔地形，红军若按直线突围，很容易撞进包围圈。毛泽东采取不断变换方向的办法，时而东进，时而西转，使敌军难以判断红军的真正意图。
这种打法有效，却十分辛苦。
红军部队常常一夜行军几十里，刚刚摆脱追兵，又要立即转向。红一军团承担先锋和突击任务，走得更快，接敌也更多。时间一长，部分指战员出现了牢骚，林彪的意见也越来越强烈。
林彪曾对聂荣臻说：“尽走弓背，为什么不走弓弦？这样下去，部队会被拖垮。”
所谓“弓背”，指的是绕行路线；“弓弦”则是相对直接的道路。林彪看见的是部队体力消耗，担心战斗力不断下降。这个担忧并非毫无根据，长征中的行军困难，任何一名一线指挥员都能感受到。
但聂荣臻关注的，是红军能不能从敌人的包围圈里真正脱身。他没有把这看成普通的路线争论，而是认为林彪的说法已经触及了战略判断和指挥原则。
聂荣臻回答得很直接：“我们落在敌人的口袋里，不声东击西，怎么出去？”
两人的关系，本来就有特殊背景。聂荣臻生于1899年，比1907年出生的林彪年长八岁。林彪在黄埔军校学习时，聂荣臻已经在那里从事政治工作。北伐时期，林彪从军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部队实习，也与聂荣臻有过工作上的接触。
1932年，中央红军重新调整部队编制，红一军团恢复建制，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治委员。朱德、陈毅等人对聂荣臻的性格和处事方式有所提醒：林彪军事才能突出，但年轻气盛，遇事容易坚持己见。
聂荣臻并没有因此摆出长者姿态。他后来回忆，非原则问题可以多做团结，原则问题不能退让。这种相处方式，使两人在红一军团的大部分时间里配合得相当默契，也让这次冲突显得更加特殊。
到达会理前后，林彪对中央的指挥方式已经不只是发牢骚。据相关回忆，他曾向彭德怀表达过让对方出来指挥的想法，认为红军继续这样行动，可能陷入被动。彭德怀没有接受，明确表示遵义会议刚刚调整了领导关系，此时再提出改变前敌指挥并不妥当。
这件事让在场的聂荣臻、左权、罗瑞卿等人十分震动。聂荣臻当面质问林彪：“你是什么地位？怎么能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
这句话重，不是因为私人恩怨，而是因为红军的指挥权属于党的组织。军团长可以提出意见，却不能凭个人判断另行指定最高指挥者，更不能自行调动部队。
林彪辩解说：“我也是为党和军队着想。”
聂荣臻没有顺着这个说法往下谈。他警告，如果林彪擅自下令调动部队，自己将以政委身份要求部队不予执行。军队行动必须服从统一指挥，军团内部不能出现两套命令。
事情并未立即结束。林彪随后给张闻天写信，提出红军近来行军过多、部队过于疲劳，建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主持军中大计，不再负责具体指挥，前敌指挥改由彭德怀承担。他还希望聂荣臻在信上签名。
聂荣臻拒绝了。他的态度很明确：长征处在危急关头，毛泽东的指挥不能因为部队疲劳和局部困难而被否定。聂荣臻不仅不签字，还表示反对把这封信送出；如果林彪坚持，就由林彪本人承担责任。
1935年5月12日，会理会议召开。会上，周恩来对有关意见作了批评，毛泽东也解释了迂回机动的必要性：战争不能只讲直线推进，有时必须后退、转向和绕行，才能保存实力、寻找战机。
林彪后来解释，写信主要是因为一段时间内心情烦躁，并无其他意图。毛泽东没有让话题继续扩大，而是以严厉又带有训诫意味的口吻指出，年轻指挥员不能只凭局部感受判断全局。
长征结束后，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离开红一军团前，他曾对聂荣臻说，过去两人的分歧，一个是从组织上考虑，一个是从政治上考虑。
聂荣臻当即纠正：“不能把政治和组织对立起来。我们争论的许多问题，本身就是政治问题。”
这场争执留下的关键，不只是林彪一度对四渡赤水行动感到不满，更在于红军行军困难、军事判断和党对军队的统一领导，三者在会理时集中碰撞。聂荣臻的那句质问，正是对指挥权限和组织纪律的明确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