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井冈山，林彪把一把白银制袖珍手枪送到毛泽东面前，原本是出于保护首长的考虑，却被毛泽东随手放在了一边。这件事后来广为流传，最耐人寻味的，并不是那把枪多么精致，而是毛泽东对“枪”的理解，早已超出一件武器本身。
据相关回忆材料，陈士榘缴获这把小手枪后，先交给了林彪。林彪很喜欢，常常带在身边擦拭。过了几天，他想到毛泽东身边没有专门佩枪，便把手枪送了过去。
“这把枪给您，留着防身。”
毛泽东接过手枪，没有细看，便放到一旁，继续处理文件。林彪有些不解，问道：“您不用吗？”
毛泽东抬起头，说了一句后来被反复记述的话：“等我用枪，红军就完了。”
这句话不能简单理解为毛泽东轻视武器。恰恰相反，他一生都极重视军事力量。只是他清楚，领导人若要靠一把精巧手枪来解决安全问题，说明部队已经失去了整体战斗力。真正可靠的防卫，不在首长腰间，而在组织、纪律和队伍的战斗意志。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变得异常残酷。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血的教训作出的判断。没有自己的武装，政治主张再正确，也可能在强力镇压面前迅速瓦解。
同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受挫。文家市会议上，毛泽东没有把队伍继续带向敌人控制严密的大城市，而是转向井冈山。9月29日，部队在三湾进行改编，确立党对军队的领导，并把支部建在连上。这一变化，比增加几支枪更重要，因为它解决了“枪由谁掌握、部队听谁指挥”的根本问题。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非从不拿枪。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庆祝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时，毛泽东曾借来一支驳壳枪背在身上，还对朱德打趣说：“背上驳壳枪，师长见军长。”
仪式结束，枪便还了回去。这个细节说明，他不把佩枪当作身份装饰，也不靠武器显示权威。需要战斗时，他会拿枪；不需要时，枪就应当交给更适合使用的人。
1929年初，红军转战赣南。大余突围时，部队遭到敌军袭击，毛泽东曾拿枪向敌人射击，督促部队稳住阵脚。圳下村遇袭时，他也曾鸣枪制止混乱。2月10日，大柏地战斗中，红军设伏歼敌，毛泽东随部队投入战斗。可见“不佩枪”与“不懂军事”完全是两回事，关键在于什么时候用、为谁而用。
到了陕北，中央机关的武器条件依然十分有限。中央警卫部队中，一些枪械老旧，甚至经常卡壳。陈赓曾考虑把缴获的美式卡宾枪调给警卫部队，却被毛泽东拒绝。他的理由很实际：作战部队天天在前线，精良武器给他们才能发挥最大作用；中央机关没有必要优先占用。
“想要好枪，就到敌人那里去缴获。”这类话听起来严厉，却体现了当时根据地物资极度紧张的现实。领导机关不能因为地位特殊，就把前线部队的装备拿来改善自身条件。军队的资源，必须服从作战需要。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城内仍有潜伏特务，中央保卫部门曾为有关领导人办理持枪证。毛泽东的持枪证编号为“甲字第一号”，但证件上的枪号、子弹等栏并未填写，说明至少在这份证件上，没有对应的配枪记录。它更多承担通行和身份识别功能，而不是证明毛泽东日常佩枪。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然关注部队训练。1964年6月15日，他在北京观看全军大比武，曾仔细端详济南军区战士宋世哲使用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摄影师抓住这一瞬间，留下了毛泽东举枪瞄准的照片。照片中的动作很短，却足以说明，他并不排斥枪械，只是不把枪当成个人权力的象征。
林彪送来的白银手枪，后来被带回保存。它没有成为毛泽东的贴身武器，却在历史叙述中留下了一个特殊注脚：革命队伍需要枪，但更需要明确的方向；首长可以暂时没有好枪，部队却必须有统一的指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新中国成立时，身边并没有那把白银手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