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南京军区机关，周纯麟接到司令员许世友谈话通知时，心里并没有轻松下来。调令的核心内容很明确：赴上海，担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同时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这个安排，在上海警备区历任司令员中十分特殊。
周纯麟并不是临时被推到上海的陌生面孔。自1950年起，他长期负责华东地区炮兵工作，先后担任华东军区特种兵炮兵副司令、华东军区炮兵司令。1955年华东军区撤销后，他又出任南京军区炮兵司令员。
这一干，就是十几年。
炮兵部队上下，从军区机关到师、团指挥员，周纯麟都比较熟悉。更重要的是，他在南京军区任职时间很长，和各级干部相处融洽，工作关系稳定。调往上海，意味着离开熟悉的岗位，面对的也不再只是军事训练和部队建设。
许世友当时对他说：“上海的情况，需要一个人去压住台，考虑再三，还是你合适。”
周纯麟没有立即答应。他坦言，自己在南京工作多年，彼此了解，办事顺手；上海情况复杂，军队与地方联系紧密，警备区内部又存在不少矛盾，过去的工作关系并不简单。
“如果不去，你认为谁去合适？”许世友问。
这句话，实际上把难题摆到了周纯麟面前。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因身体原因难以继续主持工作，组织上必须另行安排干部。问题不只是换一个司令，而是要找一个能够稳定局面、协调关系、承担压力的人。
上海的特殊性，还在于驻军力量集中。除上海警备区外，上海还驻有空军第四军以及海军有关基地，几支部队大体处于同级建制。特殊时期，各方面都参与地方支左工作，军队之间、军地之间的关系，稍有处理不慎，就可能出现牵扯。
周纯麟后来回忆，上级看中的，正是他长期在南京军区形成的工作特点：能干，身体基础较好，善于团结干部。南京军区副政委周贯五也曾明确提出，上海需要的是“能干、身体好、压得住台”的干部。
因此，周纯麟赴上海并非单纯平调。他在担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的同时，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这个职务安排，既提高了他在驻沪部队中的协调层级，也使他处理军地关系时拥有更大的组织空间。
到上海后，他还进入上海市革委会领导层，担任常委、书记，分管军事工作。一次代表陆海空三军发言时，空军第四军负责人王维国提出意见，认为三军都应有代表发言。周纯麟刚到任便遇到这样的场面，说明上海各方面力量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
有意思的是，军事职务提高，并不意味着工作就会变得容易。警备区既要承担警卫、守备和治安任务，又要面对地方上的复杂局面。许多问题不能只靠命令解决，还要在不同单位、不同立场之间反复协调。
1971年9月以后，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肖永银奉命到上海，对空军第四军、第五军有关负责人采取措施。周纯麟参与了相关警卫和控制工作。人员被安排在锦江饭店，警戒任务由上海警备区部队承担，保密和安全成为整个行动的关键。
这类任务不能出差错。
周纯麟调集可靠力量，布置警卫，尽量减少知情范围。对他来说，这既是军事行动，也是一次对警备区执行力的检验。上海局势本就敏感，任何风声外泄，都可能使事态更加复杂。
此后，他还要面对地方上的多重压力。材料中所说的“马、徐、王”等方面，彼此之间关系交错，周纯麟在工作中多次承受冲击。早年炮兵岗位上的平稳环境已经不存在，他必须在尖锐矛盾中维持警备区的基本运转。
长期高压很快影响了身体。周纯麟出现心脏病、心绞痛等症状，曾向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提出调离上海警备区的请求。由于当时情况特殊，调动没有立即实现，他只能住院治疗，部分实际工作也受到影响。
病情稍有稳定，他仍坚持过问工作。1976年，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后，周纯麟情绪激动，竟把使用了两年多的拐杖扔到一旁。这个细节并不能改变当时的复杂局面，却能看出那几年压力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多大影响。
随后，上海方面又有干部被组织处理，局面逐步调整。周纯麟继续履行职责，直到1978年，因身体等原因不再兼任上海警备区司令员。接替这一岗位的，是何以祥；他同时担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上海警备区司令员。
从1955年上海警备区成立后历任司令员的职务安排看，周纯麟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确实属于特殊时期的特殊安排。上级要的不是一名普通守备部队主官，而是一位能够在多方力量之间撑住局面的军队干部。 title中“压得住台”，说的正是这层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