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北京，贺龙得知一份关于湘西旧势力的处理报告后，立即向毛主席提出请求：陈渠珍不能杀。这句话背后，不只是私人恩情，还牵涉湘西能否平稳接管，以及一个旧军政人物究竟该如何评价。
陈渠珍并非出身草莽。他1882年出生于湖南凤凰，早年受过教育，后来进入湖南武备学堂，参加过辛亥革命及西南地区的军事活动。清末民初，湘西交通闭塞，地方势力复杂，谁能掌握枪杆子，谁就有了说话的分量。
陈渠珍逐渐在湘西站稳脚跟，掌握地方军政，被外界称为“湘西王”。这个称呼带有明显的军阀色彩，却也说明了他的实际影响力。他在地方推行“保境息民”，整顿治安，限制部分匪患。只是，他的统治仍旧带着浓厚的旧式地方武装色彩，不能简单说成清白无瑕。
贺龙年轻时，曾在陈渠珍部下任职。那时的贺龙还不是后来纵横战场的开国元帅，只是一名有胆识、敢冲锋的基层军官。陈渠珍看重他的能力，给他机会带兵，也让他接触到湘西复杂的山地作战环境。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关系并不止于上下级。贺龙准备离开湘西、另寻发展时，陈渠珍没有强行挽留，反而给予了枪械、经费等支持。关于具体数目，后来的回忆和材料说法不尽一致，但陈渠珍确实为贺龙早期扩充力量提供过帮助，这一点在贺龙心中分量很重。
贺龙后来谈及旧事时，曾向毛主席说明：“没有陈渠珍当年的帮助，我很难走到今天。”这不是替旧军阀洗白，而是在解释一段真实的历史关系。乱世之中，政治立场会变化，人与人之间的旧债却未必随之消失。
陈渠珍的问题，也正出在他的两面性上。他长期控制湘西，拥有自己的武装和地方网络；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压力，他有时接受名义上的节制，有时又保留相当大的自主权。何键主政湖南后，逐步削弱地方实力派，陈渠珍的军政地位随之下降。
在国民党围剿红军期间，陈渠珍没有积极投入对贺龙部队的追击。湘西地形险峻，地方军队熟悉山路，若真要围堵红军，势必付出很大代价。陈渠珍既不愿为外来命令拼光本钱，也顾及与贺龙的旧交，因此在军事行动上采取了消极应付的态度。
这种做法谈不上公开支持革命，却客观上减轻了红军在湘西活动时的压力。国民党方面对此自然不满，陈渠珍的处境也越来越困难。到1930年代中期，他逐渐退出核心权力，回到凤凰一带生活，昔日部属则各自寻找出路。
1949年湖南局势变化时，陈渠珍没有选择硬碰硬。解放军南下后，湘西各方都在观察风向。对新政权而言，他既是掌握过地方武装的旧人物，也可能成为影响当地秩序的关键人物。湖南方面据此整理材料，认为陈渠珍有割据、拥兵自重等问题，提出严厉处理意见。
报告送到中央后，贺龙得知陈渠珍被列入重点审查对象，便向毛主席求情。“他有旧军阀的一面，但不能只看这一面。”贺龙强调，陈渠珍曾经帮助自己，也没有在关键时期全力追杀红军，更重要的是，他在湘西仍有一定号召力。
毛主席关注的，显然不只是贺龙与陈渠珍的私人关系。湘西刚刚进入新的政治秩序，若贸然处决一名地方旧势力人物，可能引起不必要的恐慌，也未必有利于争取地方人员。经过调查和权衡，处理意见由“严办”转向“争取、教育、改造”。
这场争论的关键，并不是陈渠珍有没有问题，而是这些问题是否已经发展到必须立即处决的程度。旧社会的地方军政人物，往往既有压迫地方的一面，也有维护地方秩序的一面。若只贴上“土匪”二字，许多复杂情况就被一笔抹掉了。
陈渠珍最终接受了和平解决的安排，交出手中残余武装，并协助地方维持秩序。湘西没有因他的个人选择再起大规模冲突，地方政权得以较为顺利地完成接管。对中央而言，这是争取一个旧人物；对湘西百姓而言，则是少一些枪声和动荡。
新中国成立后，陈渠珍曾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参与地方事务。他过去有军阀习气，生活作风和经济问题也受到过批评，但在处理湘西事务时积累的经验，仍有一定利用价值。1952年2月8日，他因喉癌在长沙去世，终年69岁，官方资料通常记为70岁。
贺龙替老上司求情，并不意味着两人的政治道路相同，更不是要否认陈渠珍的历史局限。那次求情真正改变的，是一份“枪决”意见。对陈渠珍而言，这是生死关头的一线转机；对湘西而言，则是旧地方势力转入新秩序时，少见的一次和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