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底，陕西宝鸡城内，彭德怀面对突然逼近的胡宗南部和马家军，最担心的并不是城能不能守住，而是撤退通道是否还在掌握之中。就在这时，一份急报送到指挥部：原本负责阻击的第四纵队，没有按预定计划挡住裴昌会部。
宝鸡局势陡然恶化。
这场风波，发生在西北野战军发动的西府战役中。战役从1948年4月下旬开始，至5月中旬结束。它没有像宜川战役那样取得理想战果，却给彭德怀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多年以后，他在回忆相关战事时，仍然认为其中有不少教训值得反复检讨。
战役的背景并不复杂。宜川战役胜利后，西北野战军士气高涨，彭德怀准备继续寻找战机。洛川久攻不下，胡宗南集团又没有按照预想大规模出动，原定的“围点打援”难以展开。继续在洛川附近纠缠，反而可能使部队陷入被动。
于是，彭德怀把目光转向西府。
西府连接关中、汉中和川北，是胡宗南集团的重要战略区域。宝鸡更是西北交通和物资集散要地，拿下此处，既能打击敌军后勤，也能迫使对手调动主力。这个判断很快得到验证，西北野战军进展之后，胡宗南不得不抽调部队回援。
4月下旬，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攻占宝鸡，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彭德怀原本设想，利用宝鸡作为依托，一面消耗来援之敌，一面以第四纵队在要道上迟滞裴昌会部，争取形成局部优势。
有意思的是，真正打破计划的，不只是胡宗南部。
马继援率领的马家军也向宝鸡方向快速靠近。西北野战军长期与马家军交手，深知骑兵行动迅速，但只要步兵火力组织得当，骑兵并非不可战胜。彭德怀判断，敌军相互之间并不完全信任，仓促协同未必能形成严密配合。
这一次，判断出现了偏差。
第四纵队的指挥员王世泰，面对装备较好的裴昌会部，并没有选择硬顶。王世泰长期擅长以灵活机动的方式作战，他考虑到第四纵队正面阻击可能付出较大伤亡，便试图放敌人进入预定区域，再通过袭扰、切断和侧击迟滞对方。
“不能只看眼前一仗。”王世泰的想法，大致如此，“拖住敌人，同样是完成任务。”
问题在于，裴昌会没有按照这个节奏行动。他没有停下来与第四纵队反复纠缠，而是抓住空隙迅速向宝鸡推进。这样一来，第四纵队原本准备实施的机动作战没有展开，裴昌会部却与马家军先后逼近宝鸡，城内守军顿时面临重压。
更严重的是，这一调整没有及时向彭德怀报告，周边部队也没有得到充分预警。战场上，指挥意图一旦没有传递到位，局部的谨慎就可能变成全局的被动。后人用“不战而走”形容此事，多少带有概括和批评意味，但从战场细节看，王世泰并非毫无考虑，而是对敌情和行动后果估计不足。
彭德怀得知消息后十分震怒，却没有被情绪牵着走。他很清楚，宝鸡已经难以固守，继续恋战只会让第一、第二纵队陷入合围。撤退命令迅速下达，同时安排部队将无法带走的重要物资和设施处理掉，避免完整落入敌手。
撤退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而是部队尚未完全脱离、敌人已经逼近的时候。彭德怀坚持等主要部队撤出后再走，亲自组织殿后。马家军进入宝鸡后，立即展开搜索，彭德怀和警卫人员一度距离敌军很近，险些被发现。
这并不是彭德怀第一次身处险境，却是西府战役中极具警示意味的一幕。军事指挥不能只看一支部队是否保存实力，还要看它是否完成了整个战役赋予的任务。第四纵队避免正面硬拼，本意是减少损失；但阻击没有实现，敌军主力便直接压向宝鸡，局部保存与全局安全之间出现了落差。
西府战役结束后，西北野战军主动撤出宝鸡一带。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标，部队也付出了伤亡代价。彭德怀的批评，针对的并不是王世泰一生的军事能力，而是这次作战中指挥衔接、敌情判断和请示报告上的失误。
王世泰此前在陕北作战中有过不少战绩，不能因为一次失误，便把他简单说成无能之将。值得一提的是，战争年代的指挥员，常常需要在装备、兵力和时间都不占优势的情况下作决定，错误有时正是复杂局势下的代价。
后来，王世泰逐渐转入地方和其他领导岗位，承担经济、政务等方面的工作，并没有继续作为野战军高级军事指挥员活动。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度和授衔授勋，他没有出现在授衔将领之列，主要与当时的工作岗位和干部安排有关，并不能直接解释为西府战役后的惩罚。
宝鸡城外那次险情，留下的是一场战役的教训；王世泰缺席首次大授衔，则是另一套历史进程中的结果。把两件事简单连成“因犯错而失去军衔”，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