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夏，山西太行山区，八路军第115师第344旅正处在一个尴尬关口：日军步步紧逼，部队内部又刚发生叛逃，旅长徐海东因病准备离队治疗。一个能打的主力旅，战斗力并不是最大难题，真正棘手的是，谁能把这支部队重新拢到一处。
344旅不是普通部队。它由红十五军团改编而来，骨干大多经历过土地革命战争和长征，能征善战，也有很强的传统。这样的部队有优点，敢打硬仗，执行力强；但山头意识和旧有关系同样明显，指挥员若缺乏威望，命令传下去，未必就能完全落地。
徐海东担任旅长时，344旅参加了平型关战役等作战，部队表现相当突出。徐海东出身红十五军团，打仗果断，善于带兵，和官兵之间有深厚感情。遗憾的是，长期征战和伤病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到了1938年，已经难以继续承担高强度的指挥任务。
偏偏就在这段时间，344旅所属第687团出了问题。团长张绍东、参谋长兰国清以查看地形为名，带领部分人员离队。途中有不少战士察觉不对，选择返回，但仍有少数人逃走。事情虽然没有造成部队整体瓦解，影响却非常恶劣。
徐海东得知消息后受到很大打击。张绍东曾是他看重的干部，部队内部出现这样的变故，对一名带兵多年的指挥员来说，冲击可想而知。344旅随后进行整顿，开展政治教育，重新清查组织关系，努力把叛逃造成的裂痕压下去。
第687团团长一职后来由田守尧接任。田守尧同样来自红十五军团，作战勇猛，在官兵中有一定威望。按照一般思路，由他接任旅长似乎顺理成章。朱德总司令也曾考虑并推荐过这一人选。
但中央军委没有同意。
原因并不复杂。344旅是八路军的重要主力，兵力规模较大，又刚刚发生叛逃事件。此时的旅长不能只会冲锋陷阵，还必须有处理复杂关系、统一部队思想的能力。田守尧打仗很勇敢，却缺少独立掌握一个主力旅的经历，中央对此有所顾虑。
毛泽东和彭德怀都明白，344旅不能再靠原有的熟人关系维持，更不能让部队形成“谁的人听谁的”局面。这个任命，表面看是换一个旅长，实质上是要给部队重新建立一套能够服众的指挥秩序。
于是，685团团长杨得志被任命为344旅副旅长，代理旅长。杨得志当时并非红十五军团的老首长，在344旅中的资历和私人关系，未必比田守尧更深。可正因为如此，他不容易被卷入原有派系，中央看重的正是这份相对超脱。
命令传到部队后，田守尧情绪低落，甚至没有参加为徐海东举行的送行聚会。朱德很快察觉到不对。他没有把问题拖下去，而是要求政委黄克诚组织民主生活会，公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会议开始时，气氛十分沉闷。干部们彼此熟悉，谁也不愿意先开口，黄克诚的批评也比较克制。朱德见状，当场提醒大家：“不敢批评和自我批评，还算共产党员吗？”
随后，他直接指出田守尧的问题，批评没有留情面。谈到干部服从组织安排时，朱德又说：“戏点到谁，谁就唱；没点到你，就不能出台。”这几句话很重，却把道理说得明白：个人有能力，不代表可以挑选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
这场会并不是简单训话。它实际上处理了三个问题：田守尧的个人情绪，干部之间的观望态度，以及344旅长期形成的内部关系。朱德亲自参加，等于告诉全旅，中央并非不信任他们，但任何功劳和资历，都不能凌驾于组织决定之上。
杨得志接手后，没有急着摆出强硬姿态，也没有反复强调自己是中央任命的代理旅长。他把重点放在行军、作战和群众工作上，带领部队进入冀鲁豫地区，在战斗中建立威信，在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重新整合力量。
有意思的是，杨得志并没有把344旅带成一支只会打阵地战的部队。面对日军据点密集、敌我力量悬殊的局面，他更多采用游击战和机动作战，发动群众，筹集粮秣，扩大地方武装。部队每取得一次战果，指挥关系便稳固一分。
1939年2月，杨得志率部到达河南濮阳一带，参与组织创建冀鲁豫支队。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游击战争、开辟鲁西南的部署，部队继续向鲁西南发展。一个多月的转战，打开了新的抗日局面，也证明了这次任命并非权宜之计。
朱德、彭德怀此前担心的“镇不住”，最终不是靠训斥和身份解决的，而是靠实打实的战绩、严明的组织纪律以及对地方工作的耐心经营。344旅最特殊的地方，也正在这里：它既是一支能打硬仗的老部队，又是一支必须重新完成整合的主力部队。杨得志的到来，恰好补上了这个关键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