宴会只摆了十桌，来的却多是革命战争年代的老同志。年过七旬的涂作潮没有主动寒暄，独自坐在角落里吃饭。他穿着朴素，神情安静，怎么看都像一位普通老人。
酒过几巡，一名老人不慎滑到桌下，众人赶紧将他扶起。涂作潮的儿子涂胜华后来才知道，那人正是华克之。就在这一阵忙乱中，罗青长端着酒杯走到涂作潮面前。
“涂老，老大哥，小兄弟敬您一杯。”
涂作潮没有多说，只是举杯饮尽。罗青长当时担任中央调查部部长，能够如此称呼一位木匠出身的老人，背后显然不只是礼貌，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革命交集。
涂胜华陪伴父亲生活了三十多年，却一直不知道父亲真正做过什么。1956年，他只有6岁，曾看见父亲写完一摞材料，又用紫色药水重新抄写，再把纸张压在白瓷盘里的果冻上制成印版，连续复制了五份。
孩子只觉得奇怪。父亲平时慈祥和气，一到这些时候，脸色便严肃起来。邻居忘带钥匙，他能从气窗钻进屋里开门；汽车突然前窜，他脱口说出“档挂高了”，却从未承认自己会开车。
有一次，涂胜华拿着书问：“曹丹辉文章里的‘老涂’，是不是您？”涂作潮仍旧沉默。多年以后，儿子查阅资料才确认，1931年，父亲确实在红军无线电大队任机务员，曾因工作争执与政委冯文彬发生冲突。
这份沉默，并非故作神秘。隐蔽战线上的人，最重要的习惯就是少说。涂作潮后来评价自己：“我本性不好，有意见就提。”他也承认，当年无论作为领导者还是下级，处理争执都不够妥当。
1903年，涂作潮出生于湖南长沙的贫寒家庭，13岁辍学做木匠。1920年，他参加湖南劳工会；1921年参加泥木工人大罢工，被老板辞退。1924年到上海后，他接触共产党人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五卅运动中，涂作潮被捕。获营救出狱后，他又因开枪打伤调戏女工的流氓而受到处分。行为出于义愤，却暴露了鲁莽性格，党组织遂安排他前往苏联学习。
在苏联，他原本学习爆破，后来转入军事通讯学校。报务需要数学基础，他文化程度不高，收报速度远远落后于同学，考试一度不及格。教员建议他改学机务，也就是电台装配与维修。
这次调整改变了他的革命道路。木匠出身让他对材料、结构和手工特别敏感，别人眼中的废旧零件，经他改造便可能重新工作。1928年，他作为代表参加中共六大，周恩来得知他少年当过木匠，曾笑着叫他“木匠”，这个称呼后来成了他的地下代号。
1930年，涂作潮回国，协助李强开展无线电工作，实现了党史上较早的远程无线电联络。进入中央苏区后，他负责电台机务。长征期间，他因疟疾与部队失散，病愈后独自辗转五千多公里，直到1935年4月才在上海重新找到组织。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地下工作急需稳定的通讯设备。刘鼎把他调到西安，要求用最少的钱装一部小电台。涂作潮花15块大洋买来一台旧日本收音机，改成5瓦电台，接通了西安与延安。
随后，他又装配出100瓦电台。设备开机容易引起敌方注意，零件也很难购置，他便自己计算变压器参数，手工绕制线圈。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借助这部电台，向外界报道西安事变真相。
1939年冬，涂作潮在上海接收李白为徒。李白后来成为电影《永不消失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涂作潮把机务本领倾囊相授，同时以商人“蒋林根”的身份，在威海路开设福声无线电行，李白则作为伙计掩护工作。
地下身份不能只靠技术隐藏。邻居一句“你像共产党”，让涂作潮意识到，独身、租大房子同样会引起注意。组织后来为他介绍妻子，他却提出，希望对方少识字、少接触电台，还最好带着孩子。这个要求听来古怪，实则是为了避免家属因不知情而遭受牵连。
1942年李白被捕，涂作潮被迫撤离上海，临行前才向妻子说明身份：“我不叫蒋林根，我叫涂作潮。若我回不来，你带孩子另过。”这句话，是他留给家人的真实交代。
1948年12月30日，李白再次被国民党当局逮捕，遭受刑讯后牺牲。上海解放后，涂作潮以军管会代表身份回到这座城市，四处打听徒弟下落，最终得知李白等人已遇害。
涂作潮入党早，资历深，却没有成为广为人知的高级干部。晚年他任上海电机厂党委委员、厂长助理，组织上按三级工程师标准，定为司局级待遇。昔日同在无线电战线工作的王诤后来担任四机部部长，李克农被授予上将军衔，而“木匠”始终守着电台、机器和那些不便留下姓名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