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结束长征不久，周恩来把一件压在心里的事告诉了毛泽东：贺子珍的弟弟贺敏仁，已经在长征途中被红军执行了枪决。
这个消息来得突然。毛泽东沉默许久，随后问起事情经过。听完汇报，他语气沉重地说：“我要当面问问贺子珍。”
贺子珍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家属。她出生于江西永新，1927年便投身革命，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参加地方革命活动，三人后来被称为“永新三贺”。在永新局势恶化后，她转移到井冈山，成为当地较早参加革命的女性之一。
秋收起义部队抵达井冈山后，贺子珍与毛泽东相识。她能做群众工作，也能处理机要事务，性格干脆，办事利落。此后，她长期在毛泽东身边承担生活照料、文件管理等工作。那段岁月里，革命环境极其艰苦，夫妻二人既是伴侣，也是共同面对风险的战友。
贺敏仁比姐姐年幼。大革命失败后，贺家四处躲避，他曾被寄养在亲属家中。长大一些后，贺敏仁参加红军，最初担任司号员。由于年纪小，部队里有人称他“娃娃兵”。毛泽东早年见过他，还曾鼓励道：“好好历练，长大了就是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
然而，战场上的亲属关系，并不能替代军队纪律。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面临敌军围追堵截，粮食、药品和人员都极度紧张。部队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时，领导反复强调不得侵犯群众利益，更不能擅自进入宗教场所取物。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报告贺敏仁进入一处喇嘛庙，并拿走了财物。最初的报告把数额说得很大，甚至称有一千多枚银元。贺敏仁申辩说，自己拿的只是少量铜钱，绝非报告中所说的数目。
事情随后被定性为严重违纪。有人主张立即执行军法，以维护部队纪律。贺敏仁感到冤屈，曾托一位永新老乡代写申诉信，希望把真实情况转告姐姐。遗憾的是，长征途中通讯困难，部队行动频繁，这封信没有及时送出。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相关报告尚未得到充分核实，中央的意见也没有传达回来，执行命令便已经下达。后来调查显示，贺敏仁确有拿取财物的错误，但实际数量与最初报告相差很大，大约只有一百多个铜板，折合一元多钱。错误存在，处置是否过重，却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时的贺子珍也在生死线上挣扎。1935年，红军转战贵州期间，她遭遇敌机轰炸，头部和背部受伤。即使躺在担架上，她仍嘱咐身边人不要把伤情告诉毛泽东，担心影响前线指挥。毛泽东得知后，坚持不能把她留在百姓家中，要求部队设法带走救治。
贺子珍没有把弟弟的遭遇告诉毛泽东。她知道，中央红军正在进行战略转移，毛泽东每天处理的是部队生死和全局部署。若此时因自己的亲属问题牵动指挥，既可能造成误会，也可能让人认为她借助特殊关系干预军纪。
到达陕北后，周恩来发现贺子珍一直承受着痛苦，便找她了解情况。贺子珍这才说出弟弟已经被枪决。周恩来十分震惊，询问毛泽东是否知情，她摇了摇头。于是，周恩来决定等红军在陕北稍稍安定后，再把此事告诉毛泽东。
毛泽东听完经过，既震怒于草率处置，也自责自己没有及时知道情况。他见到贺子珍后，详细询问了弟弟的性格、案情和申辩过程。贺子珍没有添油加醋，只把自己知道的事实讲清楚。毛泽东长叹一声：“是我害了他呀！”
这句话并不是说毛泽东直接下令处死贺敏仁，而是因为贺敏仁是他的妻弟，毛泽东又是红军主要领导人。军队在执行纪律时出现了失误，他认为自己负有领导责任。贺子珍也没有借此追究个人，更没有要求特殊处理。她明白，红军若失去纪律，便很难在极端环境中生存；可纪律若脱离事实，也可能伤及无辜。
贺敏仁之死，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它还暴露出长征途中信息传递迟缓、基层判断仓促以及军纪执行缺乏复核的问题。严明纪律是红军立足之本，但真正的纪律，也应当建立在调查、证据和审慎处置之上。贺子珍后来谈及此事时说，家人参加革命，就要接受同样的纪律约束，只是这份道理，她用亲人的性命才真正体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