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前后，北京，陈景润遗孀由昆谈起邓小平时，几次哽咽。她说，邓小平对陈景润一家有知遇之恩，“如果景润还在，他会随小平同志去的。”这句话并非泛泛的感激，而是由一连串具体的帮助堆积而成。
故事要从一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宿舍说起。那是中关村一栋筒子楼里的单身房，楼道狭窄，炉火和煤烟混在一起。陈景润就在那里伏案计算，生活用品无处安放，稿纸却铺满了床铺和桌面。
1975年9月，中央有关会议讨论中国科学院工作。邓小平听到陈景润的情况后，留下了一句很重的话：“像这样世界公认有水平的人，中国有一千个就不得了了。”紧接着，他提出要解决科学工作者的实际困难。
胡耀邦随后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了解情况，亲眼看到了陈景润的居住条件。他问：“这样的住房，怎么能让科研人员安心工作？”有关方面解释，若调换宿舍，按照当时规定需要承担相应费用。胡耀邦听后很不满意，认为这点开支与科研人才的价值相比，根本不值得计较。
后来，单位准备给陈景润调换一间约十六平方米、朝阳的房子。出人意料的是，陈景润婉拒了。他说：“大家住房都紧张，我一个人住，这里已经够了。”于是，那间小屋仍旧保留下来，煤油灯下的演算也没有停。
陈景润不是不需要改善生活，而是长期把自己排在别人之后。可当他结婚并有了孩子，住房、家属工作和科研辅助等问题便无法回避。1980年，他与由昆结婚，儿子出生后，一家人连同保姆挤在原本狭小的空间里，日常接待和社会活动也不断分散他的精力。
这份困难报告送到有关方面后，邓小平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在一周内解决住房、家属调动和配备秘书三件事。随后，陈景润的职级和待遇也得到调整。由昆从武汉调到北京，陈景润有了更合适的住房和科研助手，许多原本压在他身上的杂事，终于有人分担。
有意思的是，新房附近曾有屠宰场。猪叫声传来时，陈景润难以集中思考，只好对朋友苦笑：“我这是搬出去跟猪作伴了。”事情反映上去后，有关部门再次协调，最终为他解决了居住问题。对一个需要长时间进行抽象推演的数学家来说，安静并不是享受，而是工作条件。
邓小平与陈景润真正见面，发生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期间。大会于当年3月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发表讲话，强调“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并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还说，愿意做科技工作者的“后勤部长”。
陈景润平时少言，面对邓小平却显得十分激动。他走上前握住对方的手，连声说：“谢谢邓副主席！”邓小平叮嘱他注意身体，并要求为他创造更好的工作条件。回到单位后，陈景润反复对同事说：“我和小平同志握手了。”
这次关怀之所以让陈景润难忘，还与他的病情有关。早在1973年，他曾因严重疾病接受治疗。住院期间，他最放心不下的不是自己，而是堆在住处的手稿和计算材料。为让他安心，医护人员把重要资料集中保管，甚至在病房放置保险柜。
陈景润后来多次住院，仍把工作带进病房。由昆劝他休息，他嘴上答应，医生查房时却装睡，等人离开又重新拿出稿纸。医生忍不住说：“你是来治病的，不是来拼命的。”由昆只好把资料全部带回家，第二天却接到他的电话：“如果不能工作，我还干什么？”
这种执拗，既是责任感，也是对身体状况的误判。1984年，陈景润过马路时被自行车撞倒，头部受伤，后来又受到帕金森病症状困扰。可他仍替肇事者求情，希望不要影响对方的工作和前途。
陈景润的一生并不从优越处起步。少年时代家境贫寒，母亲早逝，求学机会来之不易。进入厦门大学数学系后，他依靠国家对大学生的助学政策完成学业。那些经历使他把个人前途同国家科学事业紧紧连在一起。
1991年接受采访时，有记者问他人生目的是什么，他回答：“是奉献，不是索取。”1996年3月14日，陈景润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3岁。妻子由昆后来谈到邓小平，之所以说出那句“若景润还在，会随邓公去的”，正是因为她清楚，陈景润把那份帮助看成了继续工作的理由，也看成了必须偿还的国家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