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2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刚刚结束，耿飚原本准备前往万寿宾馆会见外宾。就在他即将离开时，工作人员突然赶来传话，彭真委员长请他立即到大会堂。
见到彭真后，耿飚发现气氛异常凝重。彭真没有绕弯子，只压低声音说：“小平同志很生气，这件事要慎重处理。”
随后，一份香港报纸被递到耿飚手中。报纸上醒目刊登着有关香港驻军的报道，标题极为刺眼。耿飚看完，脸色也沉了下来。他意识到，自己十多天前接受采访时的一句话，已经被媒体放大，并且可能影响正在进行的中英谈判。
事情起因并不复杂。会议期间，有香港记者问耿飚，香港回归后是否一定要派解放军驻军。面对这个问题，耿飚回答得比较含糊，大意是“可能不一定驻军”。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句话很快被香港报刊重新组织，变成了“大陆不会派军队进驻香港”。
更严重的是，相关报道还把“香港不必承担驻军费用”等内容混杂在一起，造成外界误解。原本属于个人回答的话，被包装成了中国政府的正式政策。对于正在谈判桌上反复争执的驻军问题而言，这种舆论变化无疑给英方留下了可乘之机。
耿飚并不是普通的政治人物。1909年出生于湖南醴陵的他，少年时期便经历生活困苦，后来参加革命，长期在战争环境中工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既有军事指挥经历，也承担过对外联络任务。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驻外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务，后来又出任国防部长，是典型的“将军大使”。
正因如此，他更清楚涉港问题的分量。香港不是一般的地方事务，而是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外交谈判的重大问题。个人即便身份很高，也不能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对国家政策作出模糊表述。
当天离开大会堂后，耿飚没有再去万寿宾馆，而是直接回家。司机询问是否照原计划前往时，他只说：“回去吧，彭真同志让我这几天不要外出。”
两天后，耿飚写下检讨。他承认自己的说法“没有根据，也没有考虑后果”，并表示要重新学习涉外政策，提高政治水平。检讨中没有把责任推给记者，也没有用工作繁忙为自己开脱。这个细节很能说明老一代领导干部处理错误的方式：出了问题，先查自己的责任。
但真正需要迅速纠正的，是社会舆论对中国立场的误读。
在港澳人士和记者参加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直接指出，香港回归后中国当然有权驻军，驻军是主权的体现。他对耿飚的说法极为不满，厉声问道：“他有什么资格对记者说这些话？”
这句话的重点，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强调政策纪律。香港问题只能由中央统一作出判断和表达，不能因为个人身份显赫，就让外界把个人意见当成政府承诺。邓小平随后明确，香港回归后一定会有解放军驻军，但军费由中央承担，不需要香港支付。
有意思的是，邓小平并没有把耿飚的全部回答一概否定。关于“不由香港承担军费”这一点，他认为方向是正确的。驻军的性质，是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不是让香港承担额外负担。这个区分，也让中方的立场更加完整。
驻军问题之所以敏感，与香港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长期考虑香港的实际作用，利用其作为对外贸易窗口和沟通渠道，并没有急于解决归属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国际环境和国家发展条件发生变化，香港问题才逐渐进入解决阶段。
1979年，香港总督麦理浩访问北京，开始试探新界租约到期后的安排。邓小平当时明确表示，香港属于中国，但回归后香港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可以保持不变。此后，“一国两制”的构想逐渐成形，香港问题也进入中英正式谈判。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双方围绕主权问题展开激烈交锋。邓小平态度十分明确，主权问题没有谈判余地，中国政府不能把香港继续留在英国管治之下。英国方面随后逐步放弃对香港主权的争辩，但又把焦点转向驻军，试图阻止中国军队进入香港。
因此，耿飚的那句“可能不一定驻军”，在谈判桌外造成的影响格外危险。邓小平及时公开表明立场，实际上是告诉英方，也告诉香港社会：中国可以保证香港高度自治，却不会放弃国家主权所必然包含的防务权。
1984年7月，中英双方成立联合联络小组，谈判中的主要障碍逐渐减少。12月19日，中英两国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确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耿飚后来继续承担国家工作，1988年获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0年6月23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那场由一句话引发的风波，也被留在了香港回归谈判最关键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