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6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华国锋坐在会场内，表面上主持一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真正的行动却已经悄然展开。叶剑英在外围掌握大局，汪东兴则把警卫力量布置在关键位置。几个人的分工十分明确：会场之内稳住目标，会场之外控制局面，不能出现枪声，更不能让消息提前泄露。
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议。
毛泽东逝世后，中央高层面临着复杂局势。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仍掌握着相当影响力，党和国家的工作能否恢复正常，已经不是一般的意见分歧，而是必须尽快解决的政治问题。
9月29日政治局会议之后，华国锋与叶剑英交换意见。两人都清楚，处理“四人帮”不能拖，也不能留下失控的可能。华国锋当时特别提到，行动能否成功，关键要看汪东兴。
这句话并非临时起意。汪东兴长期负责中央警卫工作，熟悉中南海内部情况，也掌握着可靠的警卫力量。更重要的是，他与毛泽东相处多年，对中央办公厅、警卫团以及重要场所的人员配置十分了解。这样的身份，在特殊时刻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
汪东兴获得信任，并不是没有缘由。
1947年春，胡宗南部队进攻延安，中共中央主动撤离。汪东兴当时刚到毛泽东身边不久，便承担起保护中央机关转移的任务。部队撤到王家湾一带时，敌军追得很紧，前方侦察得知，国民党军距离中央机关已不足二十里，稍有迟疑，就可能发生遭遇。
转移命令很快下达。毛泽东却把汪东兴叫到身边，问他敢不敢留下来牵制敌人。汪东兴回答：“只要主席下命令，我就留下。”毛泽东又问需要多少兵力，汪东兴没有多要，只提出一个加强排。
兵力有限，任务却不轻。
汪东兴带人完成阻击和警戒，为中央机关继续转移争取了时间。此后，他长期负责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的安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汪东兴职务多次变化，但中央警卫工作始终没有离开他的职责范围。毛泽东曾说，自己习惯汪东兴在身边，这种长期形成的信任，后来成为关键时刻的重要基础。
“文化大革命”期间，汪东兴身居要职，却没有被“四人帮”控制。他既了解中央内部的运行方式，也看到了长期政治动荡造成的严重后果。毛泽东去世后，他没有站到“四人帮”一边，这一点直接影响了局势走向。
10月2日，叶剑英找到汪东兴。叶剑英的态度很明确，行动必须快，不能给对方留下组织反扑的时间。汪东兴当晚反复研究方案，重点考虑人员调动、会场控制、武器管理以及消息封锁等问题。行动看似突然，实际上每个环节都要提前推演。
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最终将行动时间定在10月6日晚。通知以召开常委会的名义发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先后接到通知。会议地点仍是怀仁堂，形式上没有异常，执行人员却已经提前进入指定位置。
王洪文到达后，很快被控制。张春桥进场时，情况一度出现波折。他的贴身警卫没有被允许随同进入会场，只能留在外面。张春桥察觉到气氛不寻常，但在当时的安排下，已经无法退出。
真正危险的地方，反而在会场之外。
张春桥的警卫携带手枪，听到里面有动静后准备进入。执行人员试图收缴武器，双方距离很近，稍有冲突就可能走火。一旦中南海响起枪声，不仅会惊动其他人员，也可能使整个行动陷入混乱。
工作人员只得当场说明，中央已经决定对张春桥采取措施。那名警卫没有立即服从，而是表示：“我只听汪主任的命令。”电话随即打到汪东兴那里。汪东兴直接向他下达指示，对方听完后交出武器，紧张局面才被压下去。
有意思的是，这个细节恰恰说明了汪东兴的作用。他不只是负责制定方案，更能让具体执行人员在突发情况下听令行事。对一次高度机密的行动而言，熟悉情况固然重要，能够迅速控制现场更重要。
10月6日晚，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先后被控制，整个行动据记载约用时三十五分钟。没有公开冲突，没有形成大范围混乱，也没有让消息在行动完成前扩散。华国锋此前所说的“关键看汪东兴”，在这场紧要行动中得到了直接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