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23日，北京，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谈到军队教育和训练中的问题时，话锋转向刘伯承：“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会场气氛顿时严肃起来。被点名的这位老帅，当时正在养病，却成了这场反教条主义讨论中的重要人物。
这句话听起来很重，不能只理解为对刘伯承个人的否定。毛泽东批评的，实际上是军队建设中一种脱离实际、照搬现成模式的倾向，而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恰恰处在这一问题的中心位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面临的任务已经发生变化。过去依靠根据地、运动战和群众支援取得胜利的经验，必须转化为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力量。学习苏联军队的组织制度、训练方法和院校体系，有其现实背景。抗美援朝战争也使军队更加重视现代战争中的炮兵、装甲兵、通信和后勤保障。
问题在于，学习不能变成照抄。
当时一些军事院校的课程，较多采用苏军教材和训练框架，对中国革命战争中形成的游击战、运动战以及人民战争经验讲得不够。毛泽东对此很不满意，曾批评军事学院“专门讲‘十大打击’”，却忽视中国军队自身的作战经验。他的意思并不是拒绝外国经验，而是反对把活的理论变成僵硬条文。
刘伯承与这件事的关系，还要放到更早的经历中去看。
刘伯承曾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接受过系统的现代军事教育。回国以后，他对正规军建设、参谋工作和军事理论十分重视。在中央苏区时期，红军内部关于作战方针的争论很激烈，苏联军事经验和共产国际指导也产生过重要影响。刘伯承一度与这种正规化思路联系较深，但这并不等于他始终站在错误一边。
战场是最严厉的检验。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付出了沉重代价，过去那种脱离实际的作战指导受到越来越多质疑。长征途中，毛泽东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红军的作战方式也逐渐转向更加灵活的运动战。刘伯承后来能够调整认识，正说明他并非只会抱着书本不放。
有意思的是，刘伯承的长处和局限，往往同时存在。他熟悉军事理论，重视教育训练，能够把复杂的战争经验整理成条理清楚的教材；但理论一旦被过度强调，也可能与部队实际脱节。毛泽东批评的，正是这种“有知识，却没有把知识用活”的现象。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考虑到刘伯承的身体状况，表示可以让他休息，不必一定到场作检讨，表明态度即可。这个细节很重要。它说明批评虽然尖锐，但并不是要把刘伯承排除在军队领导层之外，更不是对其一生功绩的全盘抹杀。
刘伯承没有把这番话理解成私人责难。据相关回忆材料记载，他后来在同志搀扶下到会，作了检讨。有人劝他少说几句，他却表示：“问题摆在这里，不能回避。”这类话虽见于回忆叙述，具体措辞未必完全一致，但他愿意承担责任的态度，是多种材料都提到的。
台下不少人对这位老将军报以掌声。掌声并不代表会议上的批评失去了意义，而是说明军队干部能够把个人荣辱与制度建设分开看待。刘伯承有过理论上的偏重，也有根据实践修正自己的经历，正因如此，评价他不能只抓住“教条主义”几个字。
反教条主义运动本身也有复杂性。它揭露了军事教育脱离实际的问题，推动院校重新重视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但在具体执行中，也出现过批评扩大化和简单化的倾向。把所有系统学习、正规训练都视为错误，同样不符合军队现代化的需要。
毛泽东那句“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真正针对的不是刘伯承这个人，而是军队建设中必须面对的一道难题：外国经验要学，中国经验也不能丢；理论要讲，战场实际更不能被忽略。刘伯承后来继续受到重用，担任重要领导职务，恰恰说明那次批评属于工作和路线层面的争论，而非对个人历史功绩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