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月30日，北京，李宗仁因病逝世，终年78岁。消息传出后，中央很快着手安排治丧事宜。名单和流程送到周恩来案头时，原先拟定的主持人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周恩来没有立即批示，而是把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这份安排并非毫无道理。李宗仁和傅作义都曾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都在抗日战争中打出过令人瞩目的战绩。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傅作义则在绥远抗战中取得五原大捷，两人在抗战时期都具有较高声望。
更重要的是，两人后来都与新中国建立了特殊联系。李宗仁曾任中华民国代总统，1949年离开大陆后赴美国，1965年7月20日从美国返回北京。傅作义则在平津战役后促成北平和平解放，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进驻北平，古都避免了一场大规模城市战火。
但两人的经历并不相同。李宗仁在解放战争后期主要处于政治位置，未像许多国民党将领那样长期在前线与解放军作战。傅作义却曾在华北战场同人民解放军正面交锋，后来在北平接受和平解决方案，完成了身份上的重大转变。
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担任过水利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参与国家建设和政务工作。李宗仁回国后则没有担任政府部门职务，主要以特邀人士身份参加活动。若只从行政级别和政协系统的工作关系看，由傅作义主持追悼会，确实说得通。
问题恰恰在于，李宗仁的身份不能只用“政协人士”来衡量。他是国民党桂系的重要首领，也是国民政府的代总统。这样一位人物去世，治丧安排既关系礼仪，也关系国家对外释放的政治信号，不能只按一般政协副主席去处理。
据有关回忆，周恩来看到主持人一栏后，作了调整，把“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改为“全国政协主席”。当时全国政协主席正由周恩来兼任。这个改动表面上只是换了一个名字，背后却牵涉到规格、观感以及统战工作的多重考虑。
周恩来当时已经兼任国务院总理和全国政协主席，事务极其繁重。有人曾问：“傅作义主持，级别也够，为什么还要总理亲自来？”周恩来所考虑的，显然不是单纯的级别问题，而是追悼会整体呈现出的意味。
如果由傅作义主持，现场容易被理解为原国民党将领之间的一次内部送别。李宗仁曾经的政治地位太高，这种安排虽然合乎制度，却可能让外界产生“旧部送旧主”的联想。对于一位刚从海外归来的原国民党高级人物而言，这种观感并不理想。
周恩来亲自主持，性质便不同了。它表明李宗仁虽然没有在新中国担任具体行政职务，但国家并未因其过去的政治身份而轻视他。一个曾经身居国民政府高位、后来选择回到大陆的人，去世时得到国家最高层面的正式礼遇，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对海内外人士的回应。
其中还有一层现实考量。李宗仁返回大陆后，台湾方面曾长期对他进行批评和攻击；但在他去世之后，蒋介石又通过报刊发表悼念文字，态度出现变化。这种反差说明，李宗仁的政治影响并没有随着离开权力中心而立即消失。
对周恩来说，追悼会不是一场普通仪式。台湾、海外华侨以及国民党内部旧部，都会关注新中国如何评价李宗仁。由政协主席亲自主持，可以减少误解，也能让那些仍在观望的人看到，回归祖国并不意味着被简单清算。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后来去世时，主持其追悼会的人同样是周恩来。1974年10月17日，傅作义在北京病逝，周恩来当时身体状况已经很差，仍承担了这项工作。两场追悼会之间的安排，体现的不是个人亲疏，而是国家对特殊历史人物一贯的政治分寸。
李宗仁和傅作义，一个从海外归来，一个以北平和平解放实现转折；一个曾是代总统，一个后来成为政府部长。周恩来没有把两人的身份简单并列，而是根据各自经历和社会影响作出不同安排。那支划改主持人姓名的笔，改动虽小，所要避免的误读却并不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