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2日深夜，北京空军学院一幢小楼内，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接到林立果的电话。电话内容很短：“首长决定立即北上，你们想办法马上走！”
这句“北上”，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向北转移，而是他们之间约定的暗语，指向苏联方向。此时，林彪一家正在北戴河准备乘飞机离境，周宇驰等人原定次日清晨前往广州，突然接令后，整个计划被迫改变。
周宇驰并非普通工作人员。1935年出生于河北乐亭，1946年参加革命，后来进入空军系统工作。他曾想成为飞行员，却因体检不合格未能如愿，转而从事宣传和机关工作。凭借文字能力，他后来被调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秘书。
有件小事，颇能看出他的性格。一次，《参考消息》上午送到，周宇驰拖到下午才交给刘亚楼。刘亚楼批评他，他却认为这不是正式文件，工作并未耽误，拒绝认错。刘亚楼对此十分不满，后来还批评他办事推诿。
不久，周宇驰被安排到江苏盐城担任营教导员，接受基层锻炼。1965年刘亚楼逝世后，他回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两年后，林立果进入办公室工作，周宇驰奉命担任他的“师傅”，两人的关系由此逐渐密切。
林立果原在北京大学学习。特殊时期学校教学秩序受到影响，吴法宪将他安排到空军机关。1969年10月17日，24岁的林立果被任命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周宇驰也成为其重要助手。
权力关系的变化，往往会从一句话开始。吴法宪曾说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原意有具体范围。周宇驰向空军常委会传达时，却省去了限定语，变成林立果在空军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这一变化，使林立果在机关和部队中的影响迅速扩大。
1970年5月2日，林彪接见林立果身边的一批人员。谈话中，林彪问周宇驰：“是你领导老虎，还是老虎领导你？”周宇驰没有强调职务关系，而是回答：“当然是立果同志领导我们了。”这句话迎合了现场气氛，也暴露出小团体内部的服从关系。
到了1971年，林立果身边的人开始掌握更多飞机、通信和警卫资源。5月，在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要求下，空军有关部队为其配备直升机及机组人员。看似是工作便利，实际上却为后来仓促出逃提供了条件。
接到电话后，周宇驰没有继续等待。他让于新野去找飞行员陈士印，自己则准备调用直升机。9月13日凌晨，陈士印被叫醒，周宇驰询问飞机航程，并告诉他有“重要任务”。随后，周宇驰出示一份署名“林彪”的手令，要求陈士印立即执行。
陈士印长期没有驾驶直升机，心里并无把握，便提出再找一名技术较好的飞行员。周宇驰随即安排陈修文加入。凌晨1点40分左右，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带着物品赶往沙河机场，借助手令调动机械师、加油人员和有关值班人员。
这场行动并非完全无人察觉。凌晨3点前后，机场值班人员发现飞机准备起飞，情况逐级上报。但命令传递、核实和拦截都需要时间。3点15分，编号3685的直升机离开机场。随后，空军指挥系统接到拦截指令，张家口方向的歼击机也奉命升空。
飞机起飞后，周宇驰不准飞行员通过电台联络，并要求航向保持320度。陈士印很快发现方向异常：如果真要前往山海关，航向应偏向东北，而320度明显指向西北。面对追问，周宇驰终于说出目的地：“去乌兰巴托。”
两名飞行员意识到，这不是普通调机，而是一次出逃。周宇驰身后可能带有武器，正面冲突风险极大。陈士印和陈修文只能一边驾驶，一边设法稳住他。他们故意提到前方有飞机拦截，趁周宇驰转头观察时，悄悄调整航向。
周宇驰察觉飞机转弯，厉声质问。飞行员解释是为躲避拦截，需要进行机动飞行。经过周旋，直升机在凌晨4点16分开始返航。当地面灯光逐渐出现，周宇驰终于发现飞机已接近北京方向。
他摘下耳机摔在一旁，威胁两名飞行员：“你们骗了我！落地后，我打死你们！”飞机继续下降，飞入怀柔一带的山区和农田。陈修文准备控制住周宇驰时，周宇驰突然开枪，子弹击中陈修文左胸。
枪声使正在操纵飞机的陈士印短暂失去控制，直升机以异常姿态坠落。混乱中，周宇驰、于新野和李伟信逃离机舱，试图向外突围。很快，他们发现周围已经被控制，继续逃跑没有可能。
最终，周宇驰和于新野开枪自尽，李伟信向空中开枪后被擒获。与此同时，北戴河方向的林彪专机已经起飞，并于9月13日凌晨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坠毁。围绕这场出逃，空军系统中一度被掩盖的命令、关系和调动，也随着直升机坠落而彻底暴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