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美国财长贝森特针对中国贸易顺差的一番表态，成为记者提问的焦点。贝森特声称，世界不可能接受中国拥有1.2万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并呼吁二十国集团重新审视与中国的贸易条件。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明确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中方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
不难看出，中方没有顺着贝森特设定的话题，去讨论中国的贸易顺差究竟应该是多少，而是直接指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美国认为全球贸易存在失衡，那么首先就不能继续依靠单边关税改变正常贸易流向。
当地时间8月30日，贝森特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参加G20财长会议前接受采访时称，美国已经通过高额关税和部分商品限制，大幅减少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但他认为，这些商品随后更多流向欧洲和拉丁美洲，因此，其他国家也应该重新考虑对华贸易条件。换句话说，美国当前的目标，已不再局限于调整自身的对华贸易政策，而是希望将其政策思路推广至更多经济体。
这里有一个现实背景,美国提高对华关税以后，中美直接贸易确实会受到影响，但全球商品需求不会就此消失。企业会寻找新的市场，供应链会重新安排，贸易流向也会随之变化。这是市场在政策变化后的正常反应。
美国现在认为，中国商品更多进入欧洲和拉美地区，就意味着这些经济体也应该增加贸易限制。但站在其他国家的角度来看，问题没有这么简单。中国与欧洲、拉美、亚洲很多经济体之间，本身就存在大量的贸易和产业合作。巴西向中国出口农产品和矿产品，欧洲企业需要中国市场，中国也从全球进口能源、食品、机械设备和高端产品。各国对华贸易结构不同，产业利益不同，很难简单套用美国的模式。
G20并不是美国的同盟体系，而是一个成员利益高度多元化的国际经济合作平台。里面既有美国、欧洲国家，也有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印度尼西亚等主要经济体。对于贸易保护、产业补贴、汇率和关税，各方本来就存在明显分歧。美国可以提出议题，但要拉拢其他成员采取统一的对华贸易政策，难度明显更大。
更重要的是，美国现在就在大量使用关税工具。如果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共同解决“贸易失衡”，另一方面又不断利用单边关税限制进口，华盛顿的说服力自然会受到影响。因此，郭嘉昆回应中专门提出“反对各种形式的单边关税措施”，实际上就是把这个问题重新推回给了美国。
如果贸易失衡需要共同解决，那么规则就应该对所有国家适用。如果认为贸易壁垒会扭曲市场，那么单边加税本身也应该纳入讨论。如果希望中国扩大进口，美国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同样不能完全避而不谈，这才是双方分歧真正复杂的地方。
中方还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大市场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提供新机遇。这句话实际上是在回应贝森特要求中国增加内需的说法：中国扩大内需、扩大进口可以继续推进，但不能把这个过程理解成接受外部压力，更不能把扩大内需与限制中国出口直接划等号。
一个国家扩大消费，并不意味着必须减少有竞争力产品的出口。只要存在市场需求，企业就会参与国际贸易。这本来就是全球化运行的基本逻辑。当然，中国经济自身也在持续推动扩大内需，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从长期看，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更加依靠国内需求，对自身经济稳定同样有好处。但这是中国根据自身发展阶段推进的经济结构调整，与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共同设置贸易壁垒，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此外，这场争论出现的时间也很微妙。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刚出现一定缓和迹象，双方仍在推进后续沟通。贝森特本人也透露，两国官员还可能继续讨论部分非战略商品关税减免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边准备继续与中方谈，一边又在G20场合要求其他国家重新审视对华贸易，说明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仍然存在两面性。
一方面，美国知道中美经济联系规模巨大，不可能轻易切断，需要保持谈判渠道。另一方面，美国又希望借助盟友和多边平台增加谈判筹码，降低单独对华施压的成本。中方回应则非常明确：经贸问题可以谈，但前提仍然是平等、尊重和互惠。
郭嘉昆最后强调，中美应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通过协商解决有关问题，维护当前经贸领域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这实际上也是在提醒美方，当前局面是双方经过多轮交锋和谈判才形成的，如果一边谈合作，一边推动其他国家共同增加对华贸易壁垒，很容易再次增加不确定性。
因此，这场交锋表面谈的是1.2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背后争的却是全球贸易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美国希望把中国顺差定义成需要其他国家共同处理的问题，中方则把问题重新放回贸易规则本身：既然强调公平，就不能只要求中国调整，也不能忽视单边关税和出口限制对全球贸易造成的影响。
这才是外交部此次回应真正反将一军的地方，中美之间当然存在贸易结构调整的现实需要，但如果最终变成各国不断增加壁垒、相互限制市场，全球贸易只会付出更高成本。真正可持续的办法，仍然是通过谈判解决分歧，通过开放增加贸易，而不是把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变成其他国家必须跟随的统一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