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4日，锦州城外，东北野战军炮火震动大地。第8纵队从东面发起攻击，面对的是锦州守军防御最坚固的地段。炮兵迟迟不到，部队却不能停。纵队司令员段苏权下令，把能够调动的火炮全部集中起来，抵近射击，为步兵撕开城防。
这场战斗打得并不轻松。8纵直到当天19时15分，才在锦州城东北角打开突破口。随后，部队攻入城内，夺取敌第6兵团司令部和范汉杰指挥所，俘虏国民党军93军军长盛家兴等7000余人，毙伤敌军3000余人。
然而，战报中的一句“晚19时攻入城内”，却让8纵后来背上了“动作迟缓”的名声。南北两个突击集团早已突破，8纵晚了几个小时，似乎成了战役中的短板。问题在于，战场数字背后，还有兵力、地形和火力的差别。
锦州攻坚前，林彪曾向段苏权交代，8纵主要负责牵制和助攻，吸引的敌人越多，承担的压力越大，任务就算完成得越好。这不是轻松活，而是要啃下坚硬阵地，替其他方向分担防御火力。
原本，东野准备把第1纵队炮团配属给8纵。可大凌河水位上涨，道路泥泞，炮团没有按时赶到。8纵自身只有少量山炮，重火力明显不足，难以摧毁敌人的永久工事。
等炮，不一定能等来机会。段苏权选择强攻，命令部队集中火炮抵近射击。代价很大，但正是这次硬打，8纵牵制了锦州守军相当一部分兵力，并歼敌万余人。只看进城时间，容易下结论；把整个攻坚面和敌我火力摆在一起，判断就不能那么简单。
有意思的是，段苏权在辽沈战役中受到的批评，并不只来自锦州攻城。
9月26日凌晨3时，东野总部电令8纵封锁锦州外围机场。电报因参谋人员疲劳，直到早上7时才送到段苏权手中。更麻烦的是，锦州当时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经废弃，西郊机场仍在使用。
8纵请示后，刘亚楼十分恼火：“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这还需要问吗？”段苏权随即部署部队准备封锁西郊机场。但到了下午，东野又改令由第9纵队执行，8纵不再承担这项任务。
机场封锁出现耽误，确实暴露出执行命令不够果断的问题。林彪向中央军委报告时，认为8、9纵队存在游击习气，延误了两天。毛泽东随后批评大军作战必须严守军令。后来有人核对情况，发现敌军实际增加空运的兵力并非两个师，而是两个团。
罗荣桓对这件事的看法更为细致。他认为，8纵看到敌机在西郊机场起降，却仍然请示，当然有责任；但总部命令若能直接写明封锁西郊机场，也不至于留下歧义。战场命令与基层执行之间，往往不是一句“谁对谁错”就能说清。
段苏权因此受到很大压力。他在日记中写下警惕之意，认为执行任务时不能随意提出意见，应当严格照令办理。对一名纵队指挥员来说，这种自我约束很严厉，也说明那次批评对他的影响并不轻。
段苏权并非临时被推上指挥位置。1947年12月，他接替黄永胜担任第8纵队司令员。此前，他曾任冀热察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属于从地方部队调入东野的干部。刚到8纵时，他是“外来户”，需要在短时间内熟悉部队，也要让部下相信自己的判断。
冬季攻势中，8纵在新立屯歼敌4000余人，部队表现得到肯定。到了辽沈战役，8纵又承担切断锦州与义县联系、阻击增援、参加攻城等任务。9月下旬，部队歼灭国民党军93军暂编第22师两个团，并夺取葛文碑、大薛屯，截断了锦州外围通道。
锦州战斗后，8纵还参加了辽西战役。追击廖耀湘兵团时，纵队直属机关在前尖岗子附近突然与敌军遭遇。段苏权手中只有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却没有慌乱，而是指挥警卫连主动冲击，随后调来第7纵队部队，很快俘敌600余人。罗荣桓后来打趣说，段苏权那一回“当了一下子连长”。
辽西战役中，8纵歼敌万余人，完成迂回、阻击和堵截任务，对全歼廖耀湘兵团起到了作用。这样的战绩，与“不会指挥、只会打滥仗”的评价显然并不相称。
辽沈战役结束后，段苏权没有继续担任8纵司令员，而是调任东北军区作战处长，黄永胜恢复原职。表面看，这是一次降职；放在当时东野内部关系和部队整顿的背景下，原因并不只是某一场战斗的得失。
8纵原由冀察热辽军区所属部队组建，黄永胜是首任司令员。此前，冀察热辽方面曾对黄永胜的带兵作风提出意见，希望更换主官。林彪与黄永胜早年相识，关系深厚，但军区方面多次反映后，段苏权才被调来接任。
辽沈战役结束后，林彪曾解释过这次安排：“段苏权是一个老实人，我不是针对他，我主要针对冀察热辽。”这句话说明，段苏权个人能力并不是唯一因素，干部调整还牵涉部队来源、领导关系和整顿意图。
段苏权后来一直惦记8纵的战史。晚年，他对作家权延赤说，8纵在东北牺牲了6000多人，这些事不讲，觉得对不起牺牲的战士。1993年9月，段苏权因用脑过度突发脑溢血，9月28日病逝，享年78岁。直到生命后期，他仍在整理那支部队的战斗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