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0月，山东清平县南部，八路军第七军分区政委肖永智在突围途中中弹牺牲，年仅28岁。一封写给妻子魏敏的家书，也在这场战斗后成了遗书。多年以后，宋任穷病重弥留，仍对这位牺牲已久的战友念念不忘。
肖永智的名字，最早是在大别山的烽火中留下的。
1915年，他出生于湖北黄安县紫云区肖家湾。黄麻起义后，革命运动在鄂豫皖一带发展起来。年幼的肖永智参加儿童团，站岗、放哨、传递消息，也学着写标语、送信。那时的任务看似简单，却让他很早接触到严酷的斗争环境。
1930年春，15岁的肖永智进入黄安县苏维埃政府担任通信员，后来参加红军。1932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在红四军担任宣传和政治工作。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战场上的成长没有捷径，许多本领都是在生死关头逼出来的。
一次战斗中，他带领20多名战士，经过周密准备，歼灭了偷袭箭厂河的敌军一个营。红军兵力有限，装备也不占优势，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突击，靠的正是判断、胆识和对地形的熟悉。
红四方面军西进后，肖永智继续参加川陕根据地的斗争。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他曾率100多名指战员伪装成主力，牵制敌军一个师，为红军主力和机关撤离争取时间。这样的任务往往不显眼，却最考验指挥员能否稳住阵脚。
1935年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他带部队走过嘉陵江，翻越雪山，穿过草地。到山城堡战役时，部队伤亡严重，肖永智依托险要地势组织防守，顶住了敌军进攻。战友们记住的，不只是他的勇猛，还有他在局面混乱时仍能冷静下令。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第772团政委。1938年3月16日，神头岭伏击战打响，日军从潞城向黎城增援，进入八路军预设阵地。肖永智与补充团指挥员从公路两侧发起攻击，切断敌军退路。战斗结束后，日军伤亡较大，刘伯承、邓小平对参战部队的表现予以肯定。
有意思的是，肖永智并不只会在正面战场上硬碰硬。1939年秋，部队在野猪岭一带宿营，突然遭到日军包围。他找来鞭炮和火药，装入汽油桶制造声响，又安排部队在村西佯装突围，成功把敌军主力引开，带队脱离险境。
1940年，肖永智担任八路军第129师新八旅政委。新八旅整编后，人员来源复杂，内部一度存在隔阂。当地群众送来一只西瓜，分给百余名战士显然不够。肖永智没有简单切瓜了事，而是借此提醒干部：“整瓜难分，切开就容易。”这句话说的是西瓜，实际讲的是团结。
同年秋，部队在肥乡附近准备伏击日伪军增援部队。攻城部队行动受阻后，肖永智没有机械等待，而是根据敌军停车修路的时机突然开火，击毁车辆，打乱敌军部署，随后分路撤出。这种临机处置，正是敌后作战最需要的能力。
1943年，他负责冀南第七地委和第七军分区的工作。当地伪军依靠据点欺压百姓，群众对其十分痛恨。肖永智经过侦察后，组织突击组、火力组、梯子组和投弹组，夜袭莘县燕店据点，俘获伪军六七十人。
战后，有人主张将俘虏处决。肖永智明确反对：“党的政策是不杀俘虏。放他们回去，敌人的谣言就会自己破。”随后，他对俘虏进行教育，愿意留下的参加抗日队伍，愿意离开的发给路费。后来攻打铁钟寺，又释放了一批俘虏，伪军内部由此逐渐失去对八路军的恐惧宣传，莘县地区的敌伪统治也受到冲击。
遗憾的是，长期征战使肖永智腿伤严重。组织曾安排他到太行山党校学习休养，宋任穷也劝他服从安排。肖永智却坚持先参加卫东战役。宋任穷后来回忆，自己本可以下死命令阻止他，但最终同意了这位老战友的请求。
1943年10月21日，肖永智率部在清平县南部行动时，遭到清平、高唐方向日军袭击。突围过程中，他中弹牺牲。此前，他在战斗间隙给妻子写道，革命战士必须有“赴汤蹈刃，死不旋踵”的牺牲精神。那不是临终宣言，而是一个长期在枪林弹雨中作战的指挥员，对自身选择的清醒认识。
消息传到冀南，宋任穷久久不能释怀。1944年11月，为纪念肖永智，冀鲁豫边区曾设置永智县；1946年，肖永智牺牲地清平县改称永智县，至1949年撤销。地名虽有变化，烈士的名字却留在了当地的纪念设施和家属记忆中。
2005年1月8日，宋任穷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弥留之际，他把女儿宋勤叫到身边，留下遗愿：“我死后，替我祭奠肖永智。”此后，宋勤和家人在清明节前往鲁西北烈士陵园，祭扫那座刻着肖永智名字的墓碑。那份迟到多年的祭奠，源自一位老战友始终未能放下的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