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秋，东北战场硝烟未散，前线指挥部里常备着两样东西：地图和药品。地图用于判断战局，药品则往往关系到一名负伤将领能否继续工作。胡奇才身上多处负伤，旧伤遇到阴雨天气便疼痛难忍，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林彪耳中。
林彪治军严格，讲话简短，平日里很少公开流露感情。但对胡奇才的伤病，他并没有置之不理。据回忆材料记载，林彪曾托人寻找缓解头痛的药方，还让身边工作人员为胡奇才煎药。这类小事，不见于战报，却能说明两人之间并非普通的上下级关系。
胡奇才出身贫寒，早年参加红军，长期在战斗一线任职。他和林彪的交集，主要集中在东北解放战争时期。需要说明的是，胡奇才并非始终担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相关职务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把他的军职简单固定下来，容易造成误解。但有一点很明确：他是东北野战军系统中重要的纵队级指挥员，也是林彪熟悉的战将。
林彪看重胡奇才，原因不只在于私人交情。胡奇才执行命令坚决，能够把上级的战役意图落实到阵地上。东北战场地域广大，部队机动频繁，指挥员之间若缺乏信任，任何一项部署都可能在传达过程中走样。胡奇才稳、硬、能打，正符合林彪对前线指挥员的要求。
有一件流传较广的战地轶事，也从侧面反映了这种关系。一次战斗后，阵地上遗留大量尸体，天气炎热，腐败气味严重，既影响部队休息，也容易滋生蚊虫。胡奇才为此犯难，林彪得知后，建议设法弄些花露水之类的物品，喷洒在阵地附近。
胡奇才过去很少接触这类日用品，听到“花露水”这个名称时，还特意问了一句：“这是什么东西？”林彪解释说，可以驱蚊，也能减轻异味。这个细节未必能够完全复原当时的通话原貌，但它符合战场生活的实际：很多问题并不宏大，却直接影响士气和卫生。
战事紧张时，指挥员之间谈的是兵力、道路和火力；战斗间隙，牵挂的又常常是伤病、饮食和睡眠。林彪后来曾请胡奇才到住处交谈，这在他不喜应酬的作风中显得颇为特殊。对胡奇才而言，林彪既是上级，也是并肩作战多年的老首长。
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1971年“913事件”发生后，胡奇才的处境才格外复杂。林彪从革命战争年代的高级将领，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再到九一三事件中的核心人物，身份变化极其剧烈。事件发生后，围绕林彪的政治结论迅速形成，许多人为了表明立场，开始把他过去的军事功绩一并否定。
这种做法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并不罕见。可军事史有自己的尺度。辽沈战役中的战略判断，东北根据地的建设，部队训练和作战体系的形成，都不能因为一个人在晚年犯下严重错误，就被从历史记录中整段抹去。功过必须分开核对，不能用结论替代事实。
关于胡奇才是否在公开场合说过“客观历史不容随意涂改”，不同回忆材料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较为稳妥的说法是，九一三事件后，他曾对简单抹杀林彪战争年代贡献的做法表示不赞同，强调评价历史人物要以事实为依据。至于“冒死”二字，更像后人对当时风险的概括，不能当作经过严格档案确认的原话。
有人问他：“林彪已经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还要替他说话？”胡奇才的回答，据传大意是：“错误要说，功劳也不能抹掉。”
这不是替九一三事件翻案，也不是为林彪晚年的政治责任开脱，而是把两个问题分开：一个是政治立场和历史责任，另一个是战争年代的具体贡献。二者混为一谈，既不符合史学常识，也无法解释许多战役究竟怎样取得胜利。
毛泽东曾长期重用林彪。抗美援朝初期，林彪一度被列入出兵统帅的考虑范围，后来因身体状况等原因未能成行，最终由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这样的历史事实说明，林彪在军队中的地位和军事才能，曾得到中央高度认可；而这种认可，也不能因后来发生的剧变而被倒推为从未存在。
胡奇才后来被授予中将军衔，长期在军队和地方工作。对于一名经历过战争、负过重伤、见过无数生死的将领来说，替林彪的历史功绩说一句公道话，并不意味着否认九一三事件的严重性。它更像是一种朴素的史识：人可以犯错，结论可以形成，但战场上的事实、部队付出的牺牲以及已经发生过的胜负，不能凭政治风向随意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