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7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子恢带着安徽农村的材料，再次向毛泽东谈起“责任田”。这不是一次普通汇报，而是一次关于农村道路的争论：是继续依靠人民公社，还是允许农民以家庭为单位承包部分生产任务。
邓子恢并非临时起意。新中国成立初期，他长期负责农村工作，1952年出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土地改革之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生产热情明显提高。可是，怎样从个体小农经济走向集体化，速度该有多快，始终是一个复杂问题。
邓子恢注意到，土地对农民不只是生产资料，更承载着安全感。农民刚分到土地不久，就要把土地、耕牛和农具交入合作组织，思想上不可能没有顾虑。合作化如果只讲形式，不顾收益分配，干多干少一个样，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
1955年，农业合作化加速推进。邓子恢主张稳步发展，反对层层加码，这种态度被认为过于谨慎。毛泽东曾批评他像“小脚女人走路”，意思是步子太慢。邓子恢随后作了检讨，但他对农村实际状况的判断，并没有因此消失。
问题真正暴露出来，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之后。1959年至1961年间，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遭遇严重困难。1961年春，邓子恢抱病回到福建闽西调查。他没有只听汇报，而是走进农户家中，查看粮食、农具和灶台里的存粮。
有一次，一位老交通员拿出家中仅有的蕉芋粉招待他。邓子恢看到一家人连基本口粮都难以维持，心情十分沉重。二十多天的走访，让他更加确信：农村政策不能只看组织形式，还得看农民能不能吃饱、愿不愿意干活。
“群众现在最急的，是把粮食种出来。”这是邓子恢调查后反复强调的意思。
1962年春，邓子恢参加南宁农垦会议后，又到广西武鸣、龙胜等地了解情况。他发现，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包产到户的做法。农户按照承包任务完成交粮，剩余部分归自己支配，生产责任比过去清楚得多。
当地干部反映，实行责任田后，农民下地时间更长了，家里的老人和孩子也愿意帮忙。邓子恢看到的，不只是粮食数量变化，更是劳动者与收成之间重新建立了直接联系。对长期受平均主义影响的农村来说，这种变化相当明显。
回京后，他又看到了安徽有关责任田的材料。安徽曾希圣主持的农村改革，尤其是“责任田”做法，在部分地区取得了较好效果。宿县一名干部来信称，当地实行责任田后，粮食产量一年增加约百分之十八，群众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
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包产到户被视为可能引导农村走向资本主义。邓子恢没有仅凭一封信作判断，而是派工作组到安徽宿县等地调查。工作组回来后，对责任田的实际效果给予肯定，这使邓子恢更加坚持自己的看法。
7月17日，邓子恢在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安徽情况，说明群众要求实行责任田，也表达了自己的赞成意见。毛泽东没有当场展开争论，只让他把相关材料留下。几天后，北戴河会议继续讨论农村政策，邓子恢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的态度十分明确。他认为，包产到户并非新鲜事，历史上早有类似做法；如果允许其发展，农村可能重新出现贫富分化，甚至改变国家的经济基础。会上，他严厉地说：“恐怕要不了几年，有人就会讨小老婆了。”这句话，正是对土地集中和两极分化的担忧。
邓子恢因此受到批评，责任田问题也没有在当时获得中央认可。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争论并不是个人恩怨，而是两种政策判断的碰撞：一方更看重集体化对国家工业化和社会组织的作用，另一方则更关注农民眼前的收益、责任和生存压力。
1962年之后，邓子恢仍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自己的判断。他认为，只要承包关系处理得当，包产到户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并不必然等同于土地买卖。遗憾的是，这一观点在当时未能成为主流政策。
1972年12月10日，邓子恢在北京逝世，终年76岁。此后，农村形势继续变化。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实行包干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扩大；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肯定这一方向，1983年以后，人民公社体制开始有序退出。到1984年前后，农村政社分开基本完成，邓子恢当年坚持的那个问题，终于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