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妹林娜结婚那天天空下着下雨，空气里透着泥土的腥气和微微的凉意。她穿着一件款式极其保守的长袖主纱，头发简单地盘在脑后，没有戴任何耀眼的首饰，耳垂上只有两粒小巧的珍珠。如果不是亲眼看着她一路走来，我几乎要忘记，那个在乡亲们面前笑得温婉恬静的女人，曾在上海的繁华名利场里，做过十年的“金丝雀”。
新郎叫陈斌，是县城高中的一名物理老师。三十四岁，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眼角有细碎的纹路，肩膀宽厚，是个标准的老实人。敬酒的时候，陈斌始终用手虚揽着林娜的腰，生怕她被地上的电线绊倒。遇到有亲戚起哄多灌酒，陈斌总是憨笑着替她挡下，一杯接一杯地喝，直到脸颊通红。
看着这一幕，我端着酒杯的手微微停顿。十年前的林娜，喝的都是动辄五位数的年份红酒。而现在，她端着几十块钱一瓶的白酒，在那个天花板有些发黄的县城酒店里，心甘情愿地对着一群满口乡音的长辈改口叫人。
我和林娜相差了3岁，林娜从小就漂亮，是那种极具侵略性的漂亮，哪怕穿着镇上集市买的廉价碎花裙，也能让路过的男孩频频回头。高中毕业后，我考去了省城的普通一本，她因为偏科严重，落榜后直接拎着一个蛇皮袋去了上海。
最初的两年，她像所有去大城市打工的女孩一样，做过服务员，站过柜台，卖过化妆品。我们在电话里的聊天，总是围绕着房租的上涨、地铁的拥挤和永远不够花的钱。直到有一天，她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套装修极具现代感的公寓，巨大的落地窗外，是璀璨得让人头晕目眩的东方明珠。
“姐，我搬家了。”她在电话那头的声音异常平静，没有炫耀，甚至带点疲惫。
我在这头沉默了很久，心里已经隐约猜到了什么。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省城找了一份月薪三千的工作，每天为了几十块钱的通勤费精打细算。我问她，对方是个什么样的人。
“四十八岁，做建材生意的，姓魏。老婆孩子都在温哥华。”林娜没有对我隐瞒任何事，她知道瞒不住我，“姐，我太累了。前天我发高烧，一个人在地下室里躺了一天一夜，连口热水都喝不上。那时候我就想，我不想再这么熬下去了。老魏对我挺好，他愿意给我花钱，每个月给我打五万块钱。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但我认了。”
我没有劝她，因为在生存和诱惑面前，道德的重量有时候轻得像一根羽毛。从那以后，林娜彻底在这个普通人的世界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穿着当季高定、拎着爱马仕、出入各种高端会所的阔太太。
有一次我去上海出差，顺道去看了她，那是她跟老魏的第五年。老魏给她买的房子在徐汇区，两百多平的大平层，空旷得让人心里发慌。衣帽间里挂满了连吊牌都没拆的奢侈品，但打开双开门的冰箱，里面却只有几瓶矿泉水和一堆过期的速冻水饺。
那天晚上，老魏回了温哥华陪小儿子过生日，林娜带我在外滩吃了一顿我见都没见过的昂贵日料。吃完饭，我们买了两罐啤酒，坐在公寓的阳台上吹风。
她点了根烟，火光在黑暗中明灭。“姐，你信吗？我来上海五年了，连城隍庙都没去过。”她吐出一口烟圈，声音被江风吹得有些破碎，“老魏是个生意人，他把我当成他众多投资里的一项。他给我钱，给我体面，我要提供的就是情绪价值和随叫随到的陪伴。他不会离婚，我也从来没指望过他离婚，我们就像签了一份没有期限的劳务合同。”
我看着她眼角在浓妆下依然掩饰不住的倦意，轻声问：“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是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