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原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少将因涉及到“两案”，被撤职审查，直到5年后才给出结论，考虑到他战争年代的贡献，不予起诉，但认定为“从犯”，退出现役，以团级干部的身份交由南昌地方安置。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丁盛就已是团政委，没想到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又回到团级干部，并且是从大军区正职直接降下来的团级干部，他内心落差极大。
有次在南昌街头，丁盛因突发心脏病晕倒，被路人送到医院救醒后，他放声大哭。生死原来已距离自己这么近，其他的都不求了，只希望能恢复自己的名誉和党籍。于是，丁盛此后开始为申诉事宜平反。
可他的案子是由中央领导点名的，社会又刚刚稳定下来，大家都担心会再次引发动荡，基本没人敢相助。即便有两位老首长愿意伸出援手，事情还是没办法推动，只能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
那么，丁盛后来的这条路有多艰难呢？
组织将丁盛安置在南昌，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毕竟丁盛担任过广州军区和南京军区的司令员，在两个大军区内都有关系，所以广州和沪宁线这些地区都不行。南昌是革命打响第一枪的地方，让丁盛过去，也有希望他能好好回顾历史的意思。
此时丁盛身体已经很差，连在街头晕倒的情况都出现过，他担心下次再发生类似情况，南昌的医疗条件不一定能救得过来，就多次申请去南京生活。
最开始上级没有批准，等过了几年，风浪已基本平息后，这才允许，不过还是约束了不能住军队医院，只可以在铁路医院。
后来的几年里，丁盛都住在南京城里距离铁路医院不远的一栋旧民宅里，日子过得比较艰苦。
当时虽然已经在大力推动改革，但旧政策仍在并行，不少物资需凭票购买，丁盛的供给关系还在南昌，粮票、油票这些没他的份，只能吃妻儿的，凑合着过。
直到1989年，丁盛的几个子女都成功在广东稳定下来，他才跟老伴一起离开南京。
这时大家的工资普遍不高，但深圳这个开放窗口的消费却很高（丁盛夫妇跟着在深圳的女儿生活）。看着一家人日子拮据，又想到自己还背着定性，丁盛决定进京申诉。
从1990年开始，丁盛开始为自己的事情奔走，他找过中纪委、找过总政，得到的答复要么就是模糊的“需要落实需要时间”，要么就是肯定的“生活待遇可改善，案不能翻”。丁盛很不甘心，他还是保持一份期待，希望能落实个好的结果。为此，他在北京住了一段时间。
当年他一个月只有两百块钱，住不起招待所，就租了个小屋。每个月的柴米油盐、房租交通等费用让他压力巨大。所幸还有很多老战友、老部下来看望。这些人级别都不高，自己也困难，就每次买些生活物资来，让丁盛非常感动。
一段时间后，上级给了“落实的结果”，定性照旧。丁盛无奈，只好返回深圳，等攒了一些钱后又再次入京。这样的经历，从1990后他反反复复有9次。
期间也不是没有重量级人物帮忙，比如聂荣臻元帅就为他批过条子。
土地革命在红一军团、抗日战争在晋察冀，聂帅都是丁盛的首长，对于丁盛的军事水平，聂帅还是认可的，所以一次丁盛登门求助时，聂帅就在申诉文件上批示：
“丁盛战争年代能力强、战功高，尤其对印自卫反击时有贡献，应依据政策给予适当照顾，并认真调查相关经过。”
之后总政及相关部门都很重视，但最终也只是将丁盛收回军队安置，进入广州军区干休所，每月生活费提高到550元，享师级待遇。丁盛本人最关心的党籍和名誉问题，并未得到解决。
连聂帅都难以推动，其他人也看出些门道，所以往后他再次入京申诉，接待的大多是处级干部，说的话没什么用。看到是关于“两案“的材料，更是不再多言。
丁盛心中难过，1998年，已经85岁的他，感觉再不走就走不动了，于是又一次进京。这次他比较幸运，老上级黄火青愿意出面帮忙。
黄火青在热河军区和冀察热辽军区都直接领导过丁盛，他对丁盛的印象不错。而且当年他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两案”的特别检察厅厅长，能起到一些帮助。
看着丁盛一头白发又满脸疲惫的样子，黄火青先是恨铁不成钢地问了三个问题：为什么当晚跟上海市委的人商谈不找旁人在场？为什么当晚跟那几个敏感人物聊了几个小时？为什么密会结束后没有向政委廖汉生以及上级汇报？
虽然丁盛在申诉信上写的是只进行了礼节性的沟通，但没有旁人在场，又持续了几个小时，根本没有说服力。
丁盛有些尴尬，也确实给不出令人信服的答案，只好说是被人蒙蔽陷害了。
黄火青叹息，不过还是给丁盛出了个主意，让申诉信上不要写“丁盛”，而是具名“黄火青”。这既有担保之意，也让事情能多几分成功的可能。
如果像往常那样明示为丁盛所写，那会层层汇报层层筛选，指不定哪一环就扣下来。而黄火青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这封信就可以减少很多程序、送到军委。
后来也的确如此，中央首长看到了丁盛的申诉信，随即批示军委纪委调查。只不过1999年1月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旧结论不变，生活可以适当改善。丁盛只好落寞地回到广东。
1999年7月，丁盛再度让人捎一封信给黄火青，反映一些情况，信中表示，即便其他问题可以先不解决，希望能恢复自己的党籍。可惜他还没有得到回音就病倒了，住进医院后病情持续恶化，最终于9月25日去世。
他的问题至今仍是各方说法都有，比如引发了这一系列事件的廖汉生给出的评价就很矛盾，一方面廖汉生认为丁盛应该没有涉及到武装叛乱事宜，因为上海市委被抓的几人的供词很多地方跟事实不符。
比如“不放心60军”，这60军原本在南京，是丁盛主动向中央申请才移驻镇江的，如果丁盛“不放心”，他何必多此一举？再者，丁盛对60军不放心，言外之意就是对南京军区的第1军和12军“放心”、可以听从命令，但自始至终这两部都没有出现异动。所以，供词非常矛盾。
且廖汉生还说了一件事，1976年10月7日，廖汉生跟丁盛一起进京开会，会上中央通报了粉碎相关集团的消息。
如果丁盛真的涉及其中，必然惶惶不可终日，但实际上丁盛没有情绪变化，开会结束回房间后甚至在浴缸里睡着了，这也不像一个参与者的反应。
不过，廖汉生认为事情有疑点，却也不反对说丁盛存在问题。
密会当晚他就住在丁盛楼上，上海市委的几个人进入丁盛的房间后，从7点多钟一直谈到10点多，没有让人证，事后又没汇报谈话内容，这在当时那个敏感环境下，很不应该，也说不过去。
连廖汉生这种算是半个亲历者的都没办法搞清楚，其他人就更难以摸索了，只能是一声叹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