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郑州铁路分局专案调查正在进行，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却几次离开办案地点返回北京。此时的他，分管铁道系统的纪检、公安和行政监察工作，奉命协助中央调查原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等人的经济问题。一个负责查案的人，为什么要在关键时期频繁回京？答案后来从几件家电和两箱名酒中浮出水面。
张辛泰1937年10月出生于河北农村，父亲曾是八路军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唐山一所大学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参与南京长江大桥设计。1963年，他调入铁道部大桥局，成为桥梁技术人员。
1966年初，抗美援越战争期间，张辛泰以桥梁专家身份赴越南，参与抢修被轰炸破坏的桥梁。回国后，他又参加援外工程。技术经历、海外工作和工程成绩，使他在铁道系统逐步受到重用，后来升任铁道部大桥局副局长。
1982年初，张辛泰出任铁道部副部长。同年9月，他被补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时年45岁。那时，他在部机关被认为年轻、学历高、业务能力强，工作作风也较为干练。出差时按标准用餐，不饮酒，曾是身边人对他的印象。
变化往往不是从大额受贿开始的。
1987年，张辛泰向身边人流露出对收入和待遇的不满，认为自己身居副部长，每月工资却只有二百多元。此后，他给自己划出了一条危险的界线：不直接偷抢，但可以利用职务“占点便宜”。这类念头一旦被当成精明，纪律约束就很容易被一点点掏空。
同年7月，他到下属单位参加会议，以父亲身体不好、天气炎热为由，提出借用一台空调。对方没有按规章办理，而是把招待所一台价值四千多元的空调拆下，派人送到北京，安装在张辛泰父亲家中。张辛泰后来让人开具了一张两年借期的借条，试图把无偿占用包装成普通借用。
有意思的是，纸面上的“借”并没有改变事情的性质。空调由下属单位提供，运输和安装也由对方承担，张辛泰并未真正支付相应费用。对掌握审批、干部任用和监督权力的领导干部而言，这种看似不大的占用，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权力交换色彩。
1988年10月，张辛泰因病前往上海铁路局太湖疗养院治疗。调查材料显示，他在疗养期间使用了一些按规定应由个人购买的高级补品，却没有自行支付，涉及金额二千三百多元。1989年4月病后，他又带着秘书、医生、司机等多人从上海前往杭州游览，相关费用由公款承担，数额超过六千元。
这些事情单独看，似乎都可以被解释成“照顾”“借用”或“工作安排”，但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问题：职务待遇与个人享受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张辛泰主动模糊了。
1989年8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限期自首、坦白有关经济犯罪问题的通告。就在这一时期，张辛泰赶赴郑州协助调查铁道系统案件。按理说，办案人员更应避嫌，更要接受监督；但据后来的调查，他在郑州期间曾三次返回北京，并在此期间与李某接触。
李某既是与张辛泰关系密切的女性，也是后来向其家中送去物品的人。1989年9月至11月间，她先后送来七件贵重家电、两箱名酒，合计价值二万八千多元。张辛泰起初有所顾虑，李某便说：“有发票，查不出问题。”这句话让他放松了警惕。发票能证明购买，却不能证明收受行为合法。
李某并非无条件送礼。她手中有一批从太原发往湖北的煤炭，运输流向存在审批障碍，希望借助张辛泰的职权办理手续。张辛泰收下物品后，帮助她推动审批，还让秘书到北京铁路局办理加盖公章等事项。家电、关系和运输审批，就这样连成了一条利益链。
1990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机关陆续收到反映张辛泰以权谋私的举报。5月，李某因涉嫌经济问题被收容审查，后被依法逮捕。她交代部分电器存放在张辛泰家中，调查人员由此取得关键线索。
张辛泰得知消息后，试图先发制人。他向铁道部领导转达说，自己在郑州办案时，李某把家电送到家中，妻子当时不要，后来又无法退还，所以才一直放着。他还声称，自己准备向组织说明情况。这样的说法把“未亲自接收”“无法退还”和“主动交代”拼在一起，意在削弱受贿事实。
调查没有停留在口头解释上。办案人员查明，他在郑州期间并非始终留在那里，三次回京的时间也足以与李某接触。调查组随后控制了涉案司机，进一步核对行程、物品来源和审批经过，张辛泰此前的说法逐渐难以自圆其说。
谈话时，他一度痛哭，表示已经严厉批评家人。调查人员没有被这种表现带偏，只问他是否交代、何时交代。面对证据和同案人员供述，张辛泰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后选择坦白。
1990年8月，铁道部机关宣布，张辛泰在廉政方面存在问题，已不适合继续担任副部长，中央决定免去其职务，但一度保留副部级待遇。1991年4月，他主动到最高人民检察院投案自首；两个月后，副部级待遇被撤销，案件移送司法机关立案侦查。那个曾经负责监督别人的铁道部副部长，也由此成为被调查、被追责的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