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北京挂甲屯吴家花园，彭德怀即将离京赴川，临行前反复拨打周恩来办公室的电话。电话那头总是答复：总理很忙。彭德怀放下听筒，苦笑着说：“总理忙了这么多年，我却闲了六年。”
这句话，既像自嘲，也藏着复杂心情。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长期离开领导岗位。此番重新接受任务，他被安排到四川，担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参与攀枝花钢铁基地等重点工程建设。
三线建设不是普通的地方工程。20世纪60年代初，中央从国防安全和工业布局出发，把全国划分为一线、二线、三线。三线地区多在内地，交通条件差，工业基础薄弱，却要承担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后方基地的任务。
攀枝花钢铁基地，正是其中最硬的一块骨头。金沙江畔山高谷深，设备、人员和物资都要从外地调入。要在荒僻之地建设大型钢铁基地，考验的不只是技术，更是组织能力、意志和担当。
彭德怀熟悉大兵团作战，也懂得后勤、动员和复杂环境下的统筹。把这样一位老将重新放到三线建设一线，说明中央看重的不是他的名声，而是他处理硬任务的能力。所谓“出山”，并非礼节性的安排。
就在彭德怀准备离京时，周恩来主动打来了电话，邀请他到西花厅见面。彭德怀的司机恰好不在，便推辞说改日再去。周恩来听后笑道：“你在家等着，我派车去接你。”彭德怀这才明白，老战友一直记挂着他。
汽车抵达西花厅，周恩来和邓颖超一起迎了出来。周恩来亲自替彭德怀打开车门，两位年近六旬的老战友紧紧握手。此时的彭德怀已经鬓发斑白，周恩来则关心地询问他的身体，提出让有关方面安排全面体检。
谈话中，周恩来提到三线建设，特别是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重要性。他把这项工作称作一场新的“战斗”，提醒彭德怀要做好长期艰苦工作的准备。彭德怀回答得很直接：“只要有工作做，我就想尽快干起来。”
两人之间的信任，并不是一顿饭、一杯茶换来的，而是在几十年风雨中形成的。长征过草地时，周恩来重病高烧，身体虚弱到无法行走。彭德怀奉命组织担架队，从运送迫击炮的队伍中抽调人员，甚至下令埋掉一部分火炮，也要把周恩来安全抬出草地。
那段路走得极苦。草地遍布沼泽，担架稍有偏斜，抬担架的战士就可能陷入泥潭。红军官兵缺粮少衣，自己尚且难以支撑，却轮流抬着病中的周恩来走了六天六夜。这份患难之情，周恩来一直记在心里。
彭德怀也不是只会带兵冲锋的将领。1940年百团大战后，延安有人提出批评，他心里有疑惑，便请周恩来从中协调，与毛泽东当面交换意见。那场谈话没有绕弯子，三人约定把话讲透，可以批评，但不记仇、不影响工作。
周恩来在其中起到的作用，不是简单调和，而是帮助双方把分歧放到革命工作的大局中处理。彭德怀性格直，有话便说；周恩来善于听取，也善于把尖锐问题转化为可以共同面对的具体问题。这种相处方式，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分量所在。
西花厅里，周恩来对彭德怀说：“我们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彭德怀笑着回应：“我就喜欢这样。”没有过多寒暄，也没有刻意渲染，却把两人几十年的关系说得很明白。
彭德怀还谈到自己在家赋闲的感受，周恩来则劝他不要把过去的个人得失看得过重。毛泽东已经决定让他重新工作，三线建设又急需干部，眼下最重要的是顾全大局。彭德怀表示，个人问题可以先放下，能为国家建设出力就好。
这次会面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彭德怀临行前看了看手表，起身告辞。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后会有期。”两人当时不会想到，这次西花厅相见，竟成了他们在人生后段最后一次握手。
1966年，彭德怀在四川受到冲击，被押送回北京。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立即联系成都方面，要求保证彭德怀安全，又打电话给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安排部队到车站接人。
在当时极其复杂的局面下，周恩来能够做的事情有限，但他仍设法把彭德怀交由北京卫戍区接管，避免途中发生意外。那份保护没有公开宣扬，也没有留下多少言语，却延续了他们在长征担架旁、战火会议中的旧日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