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春，沈阳城内的局势看似已经稳定，国民政府军队正借助美国运输力量进入东北。然而在城市之外，东北民主联军正在农村和交通线附近迅速展开。蒋介石当时争夺的，不只是几座大城市，更是整个中国工业、粮食和战略纵深最重要的地区。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了国共双方都不愿放手的棋盘。这里有日本经营多年留下的铁路、工厂和仓储设施，也有数量可观的武器装备。谁能在东北站稳脚跟，谁就可能获得继续作战所需的人力、物资与空间。
问题在于，国民政府并没有立即大规模进入东北的运输能力。苏联红军依据对日作战后的安排进驻东北，国民政府的接收工作因此被拖慢。蒋介石希望苏军延缓撤离，为国军调运争取时间，同时也担心共产党部队趁机进入城市和交通要地。
这本来是一场复杂的外交与军事协调。美国希望国民政府接收东北，也不愿中国内战全面扩大；苏联则要顾及远东安全和美苏关系。1945年12月，马歇尔来到中国调停，国共双方一度达成停战与整编方面的协议，但东北问题始终没有真正解决。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既希望苏联暂缓撤军，又在舆论上不断指责苏军拖延移交。这种做法使外交空间迅速缩小。1946年春，苏军开始撤出沈阳等地，国民政府军队随即加紧进占主要城市。美国出动海空力量帮助国军运输，杜聿明也被调往东北主持军事行动。
国军进入东北后，表面上兵力占优。杜聿明部队陆续抵达，国民党方面还接收了一部分原伪满洲国军警和地方武装，沈阳、长春、锦州等城市相继成为其重要据点。可是，城市控制并不等于掌握东北。铁路沿线、乡村地区和广大边远地带，仍是双方反复争夺的区域。
东北民主联军的优势，在于能够依托农村建立根据地，并不断吸收地方武装和青年力量。苏军撤离时遗留或转移的部分武器，也增强了中共方面的装备基础。更关键的是，东北地域辽阔，国民党军队主要集中在城市，部队之间依赖铁路联系，一旦交通线被切断，孤立据点便很难互相支援。
1946年四平作战前后，国民党军队曾取得一定进展，占领长春、四平等地。但这些胜利没有转化成彻底改变战局的力量。国军越往北推进，补给线就越长，守备任务也越重。蒋介石把大量精锐投入东北，实际上把最能机动作战的部队锁在了一个消耗极大的战场。
当时，一些将领已经意识到东北战局的危险。卫立煌主持东北剿总后，主张收缩兵力、固守重点，避免继续向外线冒进。蒋介石却更看重城市和地盘的象征意义，不愿轻易承认战略收缩。对他而言，撤退不仅意味着丢失东北，也可能动摇国民政府在全国的政治声望。
这正是蒋介石后来反复懊悔的根源。东北并非不能放弃，而是不能在没有可靠补给、没有完整交通控制的情况下，把大批主力长期困在那里。若能及时保存机动兵团，国民党在华北、华中乃至长江防线的部署，或许不会那样被动。但这只是战略推演，不能改变当时决策受到的政治压力。
1947年以后，东北战局逐渐转向。东北民主联军由分散作战转向攻坚与运动战结合，开始有计划地打击铁路、公路和孤立据点。国民党军队虽然装备较好，却屡屡陷入守城、护路、救援同时进行的困境。陈诚接任后仍未能扭转局面，卫立煌重新主持东北，也很难挽救已经形成的被动态势。
1948年秋，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先夺取锦州，切断东北国军向关内撤退的通道，随后围攻长春，并将沈阳、营口方向的国军压缩在有限区域内。廖耀湘兵团试图西进突围，却在辽西遭到连续打击。10月26日，廖耀湘兵团指挥系统被击溃，主力迅速陷入混乱，辽沈战役的结局已经确定。
11月2日，沈阳、营口相继被解放，东北国民党军队大部覆灭或被俘。此役不仅损失了数十万军队，也使国民政府失去东北这一重要战略基地。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同年12月，他抵达台湾。所谓“没有撤出精锐部队”的失策，正是在东北战场的反复选择中，一步步变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东北留下的铁路、工矿、粮食和工业基础，后来成为新中国恢复生产、发展重工业的重要条件。对蒋介石而言，真正难以释怀的或许不是某一场战斗的得失，而是在能够收缩兵力时没有收缩，在应当保存实力时仍把胜负押在了东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