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江西一名叫黄维的青年站在黄埔军校门前。他出身并不显赫，谋生也颇为艰难，若不是同乡方志敏出手相助，替他写信介绍，他未必能走进这所后来改变无数军人命运的学校。
黄维是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那一批学员中，有人后来成为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也有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政治道路。黄维学的是炮兵，性格严谨，做事执拗，毕业后参加东征、北伐，逐渐在军中站稳脚跟。
对黄维影响很深的，还有陈诚。黄维二十七岁出任旅长时，陈诚已经是军中的重要人物。此后多年，陈诚不断提携他，使他从旅长升至师长，在派系复杂的国民党军队中拥有了自己的位置。黄维心里明白，这份知遇之恩不能抹去。
抗日战争时期，黄维带兵参加淞沪会战，在炮火密集的阵地上苦战，部队伤亡严重。后来，他又参与武汉方面的防御行动，并在缅甸战场担任指挥职务。丛林作战条件恶劣，补给、疾病和地形都在考验军队，黄维凭借较强的组织能力完成了任务。
抗战胜利后，黄维负责过昆明防务，也主持过青年军训练。1946年，他进入后勤系统任职。1947年12月2日，他出任新制军官学校校长，次年又兼任陆军第三训练处相关职务。此时的黄维，已经是国民党军队中颇受重视的将领。
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淮海战役。
1948年9月，黄维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11月淮海战役爆发后，他奉命率部向宿县方向推进，随后在双堆集地区陷入包围。兵团兵力虽多，但道路被切断，粮食、弹药和燃料逐渐枯竭，重装备也难以发挥作用。
11月27日，黄维试图组织突围。就在行动展开时，担任一一〇师师长的廖运周率部起义，原本的突围计划受到严重冲击。黄维换上士兵服装，跟随部队向外冲击，奔走数十里后仍未能脱身。1948年12月15日，他在双堆集附近被人民解放军俘虏，第十二兵团随之覆灭。
被俘之后，黄维一度使用“方正馨”的名字，不愿说明真实身份。身份确认后，他先后被关押在收容场所和战犯管理机构。1956年，他转入北京秦城监狱。与一些较早接受改造的原国民党将领不同，黄维始终不肯轻易写下所谓的悔过材料。
学习会上，其他人批评蒋介石和陈诚时，他常常沉默，甚至当场表示反对。有一次，别人劝他：“国民党已经失败，何必还替他们说话？”黄维回答：“别人做过的事，我可以批评；有恩于我的人，不能为了过关就骂。”
这正是黄维性格中最突出的地方。他承认国民党内部有不少坏人，也承认蒋介石集团存在严重问题，但蒋介石和陈诚两人，他始终不骂。蒋介石是他的黄埔校长，1938年在南京接见他时，还曾为他题字，并将他的名字改为“培我”。在黄维看来，这是一种特殊的信任。
陈诚对他的提拔，则贯穿了军旅生涯的早期阶段。黄维认为，自己能够从基层军官逐渐升到高级将领，陈诚发挥了关键作用。即便后来双方政治立场已经完全不同，这段个人恩义仍被他牢牢记住。
有意思的是，黄维并非只凭感情替陈诚辩护。后来有人撰文称，陈诚曾告密导致邓演达被害，黄维对此十分不服。他花了数月查阅资料，走访相关人员，试图厘清其中的责任关系，并写文章反驳这种说法。陈诚去世多年，他仍愿意为其名誉据理力争。
1975年3月19日，黄维获得特赦。此时他已经七十一岁，在战犯管理机构度过了二十七年。出狱后，他定居北京，担任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人员，参与整理和撰写有关历史的材料。
1977年，黄维前往南昌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当工作人员翻开烈士名册，第一页出现方志敏的名字时，他久久没有说话。那个当年替他写信、帮助他考入黄埔的同乡，早已牺牲多年。黄维提出要到方志敏墓前凭吊，在墓地前站了很久。方志敏曾帮他走进军校，而他后来却站到了与方志敏相反的阵营，这份亏欠始终压在心里。
1989年，台湾方面通过渠道联系黄维，提出补发他过去担任中将期间的薪资，并希望他前往台湾。黄维没有接受。他表示，蒋介石对自己有知遇之恩，但共产党也没有亏待他，自己不愿拿这笔钱，也不准备到第三地生活。
同年，他原本计划前往台湾祭奠蒋介石和陈诚，还列出了准备拜访的旧日同学。手续已经接近完成，机票也已准备妥当。出发前夜，黄维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于1989年3月20日在北京去世，终年八十五岁。那张前往台湾的机票，最终没有派上用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