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下旬，开封，河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走进林彪的办公室。此时新中国尚未成立，解放军主力正向华中、华南推进，可河南腹地的枪声并未停止，区政府被袭、粮库被抢、干部遇害，地方政权迟迟难以下沉。
陈再道的情绪并不高。他原是中原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长期在野战部队作战。刘伯承、邓小平将他调任河南军区司令员，任务不是攻城略地，而是剿匪、建政、支前。对一名习惯带兵打大仗的将领来说，这个安排多少有些失落。
更麻烦的是，河南的匪患并非零散盗匪。1949年春夏之交，二野主力南渡，地方部队又有不少被抽调升级，河南各地兵力出现空缺。原有地方武装约13万人，后来能够留在本地的只剩约5万人，且不少部队新组建不久，枪械不足，训练也不够。
土匪正是在这个时候钻了空子。华中局向中央报告，河南大小股匪约70余股，人数超过4万人，后来核实超过5万人。其中千人以上的股匪有近20股，还夹杂着先天道、红枪会、青红帮等会门组织。
这些武装背后，往往有地主恶霸和国民党特务操纵。他们不只抢劫，还袭击区乡政权，破坏征粮和支前，散布谣言，煽动群众。少数地方甚至出现工作队不敢下乡、小部队不敢分散的情况。
林彪对这类局面并不陌生。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奉命前往东北，当时东北许多县份都有土匪盘踞，交通线和基层政权都受到威胁。干部在途中遭伏击，机关驻地被摸袭，连开会都可能被土匪截断。
在东北剿匪过程中，林彪逐渐形成了一个判断：土匪问题表面上是治安问题，实质上关系到政权能否站稳。若只顾向前线推进，却把后方交给匪特，部队就会出现“前面打胜仗，后面丢地盘”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陈再道面对的河南，形势比当年的东北更加棘手。东北土匪尚可借国共力量消长判断方向，河南不少匪首明知国民党正规军败退，仍然负隅顽抗。他们熟悉地方地形，又与会门、恶霸相互勾连，分散时难找，集中时凶狠。
林彪听完汇报，没有急着批评陈再道，而是问：“你手里有多少兵？”
陈再道回答：“能真正调动的，大约5万人。”
林彪接着说：“给你15万人剿匪，怎样？”
这句话并不是安慰。林彪提出，四野第42军暂留河南，另将第58军从鄂北调回豫西南，同时争取把热河骑兵第5师调来。几支部队归河南军区统一指挥，地方兵力加上野战主力，正好形成一支规模可观的剿匪力量。
陈再道的心思随之转了过来。兵力不足，剿匪就只能到处救火；有了主力，才可能把重点地区封锁、分割，再集中歼灭。林彪最后交代得很直白：“枪给你了，部队给你了，政策也给你了，剿匪就看你的了。”
1949年5月25日，华中局扩大会议决定，河南下半年以剿匪为中心，争取在年内消灭全境股匪。6月30日，河南省委和军区划定4个重点区域，分别指向豫西伏牛山、桐柏山以及豫南、大别山北麓一带。
这场部署的关键，不在于把15万人平均撒开，而是集中使用。7个师的主力被放进重点地区，配合地方武装和基层干部，对匪巢、交通线、粮道分层控制。7月12日，河南省政府和军区发布布告，明确“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有功者奖”，要求会门组织解散、交枪，给普通受胁从者留下出路。
军事压力很快改变了地方局势。豫西惯匪李子奎盘踞多年，曾被国民党方面委任为“新1师”师长。1949年7月，解放军连续出击，先后攻破其外围据点和老巢，他带着残部逃入窑洞，最终在河南军区独立第8团包围下投降。
桐柏山一带的任太升同样难缠。第58军采取远程奔袭、两翼包抄，先断退路，再攻据点。任太升一度借夜色脱逃，在山林间周旋十余天，最后无路可走，只得投降。南召、鲁山以及豫南地区的多股武装，也在集中打击下相继瓦解。
陈再道后来回忆，自己参加过许多战役，除淮海战役外，很少有一次动用过这么多兵力。河南剿匪表面没有大兵团会战的声势，却直接决定着区乡政权能否建立、征粮支前能否进行，以及解放军南下之后能否真正控制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