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0月，南京军区政治委员杜平正在医院休养，组织上通知他免去现职，并转达了一层意思：先安心养病，身体恢复后再作安排。对一名长期在军队担任重要职务的老干部来说，这个消息并不突然。
真正让杜平感到复杂的，并不是暂时离开岗位，而是他清楚，自己此前承受的压力，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工作调整。
1973年12月，中央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了对调。许世友离开南京军区，丁盛接任司令员。军区主要领导发生变化后，相关工作也随之进入新的状态。杜平作为政治委员，需要面对人员、思想和日常工作的多重磨合。
那段时间，军区内部的工作压力很大。杜平原本身体就不算强健，长期紧张的工作节奏，加上接连不断的事务，使他的心脏出现了问题。住院，并非简单的休息，而是身体发出的警告。
有人传话说：“先把身体养好，组织上不会忘记你。”杜平听后没有多说。他知道，自己能否重新回到岗位，已经不完全取决于身体状况。
离开南京军区后，杜平有三年时间没有正式担任军队领导职务。对外界而言，这或许只是一次工作安排；对杜平个人而言，却意味着熟悉多年的工作环境突然中断。好在经过休养，他的身体逐渐恢复，精神状态也比刚离职时稳定了许多。
转机出现在1977年。那时，军队干部工作正在逐步调整，许多老同志重新被考虑安排职务。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经过研究，提出让杜平到福州军区担任政治委员。
这个安排并非没有道理。福州军区当时正缺少主要领导干部，原政治委员李逸民调回北京工作，军区领导班子需要重新充实。福建气候相对温暖，梁必业等人也考虑到杜平的身体状况，认为那里更适合他休养和工作。
杜平却没有立即答应。
南京，是他从1963年起工作和生活了十四年的地方。军区机关的情况、干部队伍的特点、部队建设的重点，他都十分熟悉。若调往福州，意味着从熟悉的环境重新开始，既要了解部队，也要处理地方与军区之间的各种关系。
这不是留恋职位那么简单。
他还要考虑，自己经历了几年离岗和养病后，能不能迅速进入状态；面对一个新的军区，能不能把工作真正接起来。军队领导岗位看似只是调动，背后却牵涉班子协作、干部使用和部队稳定，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凭个人愿望处理。
当时，总政治部还曾考虑过其他搭配方案。有人设想由聂凤智担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李水清担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若这一方案落实，杜平前往福州后，便可能与聂凤智共同承担军区领导工作。
但聂凤智身体状况不好，希望留在原岗位继续工作。经过研究，上级接受了这一意见，福州军区政治委员一职也另行考虑人选。这样一来，杜平是否南下福建，便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
不久，杜平见到了叶剑英。谈话中，叶剑英问他：“重新出来工作，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杜平没有提出待遇或职务上的特殊要求，只说：“如果可以，希望还是留在南京军区。”
这句话很直接。对杜平来说，南京不仅是熟悉的工作地点，也有他多年建立起来的干部基础和工作经验。与其到陌生环境重新摸索，不如回到原来的岗位，把中断的工作接续起来。
叶剑英听后沉思片刻，表示可以考虑恢复他原来的职务。这个决定，既是对杜平工作能力的认可，也是对他多年军队经历的慎重安排。
随后，南京军区领导班子作出调整：聂凤智任司令员，廖汉生任第一政治委员，杜平重新担任政治委员。对于已经离开岗位数年的杜平而言，这次任命并不是简单的“回到原处”，而是一次在新形势下重新承担责任。
到任后，军区党委常委会研究工作分工。杜平主要分管干部、纪检、机要、院校和科技等方面的工作。这些部门看似分散，实际上都与部队的组织建设、纪律建设和长远发展密切相关，尤其干部工作，更需要熟悉情况、谨慎处置。
他没有急于改变原有工作节奏，而是从了解干部、掌握情况入手，逐步恢复军区政治工作的秩序。经历过离职、养病和重新任职之后，杜平对军队干部工作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体会。
1982年，随着一批老干部响应中央关于退居二线、离休的安排，杜平也离开了军区领导岗位。同年，他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此前那段在南京军区重新任职的经历，至此告一段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