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寒风刮过家中的窗棂，发出低沉的呜咽声时，佐藤一木就会忍不住浑身发抖。他今年已经八十八岁了，由于严重的关节炎，他连端起一杯热茶都显得十分困难。但他心里清楚，让他真正发抖的并不是寒冷的冬风，而是那股深植于骨髓里的恐惧与负罪感。
在佐藤的卧室里，没有任何与医学相关的物品。作为一名曾经医术精湛的外科医生，他在战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再也没有碰过一次手术刀，甚至连走进医院闻到那股来苏水的味道，都会让他产生剧烈的生理反胃。
家人以为他是在战争中留下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的灵魂早在1943年中国山西的那个地下室里，就已经随着那一刀的落下，彻底坠入了地狱。
那一年，佐藤刚刚二十四岁，从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不久，便被强行征召入伍，成为了日本华北派遣军某部的一名军医。初到中国时，他怀揣着治病救人的理想，天真地以为即使在战场上，医生的职责也是救死扶伤。
然而现实很快将他的天真撕得粉碎，在那个被高墙和铁丝网包围的秘密据点里，他看到的不是对生命的敬畏，而是将人异化为“原木”的疯狂。
1943年初冬的一个深夜，北风呼啸着卷起漫天的黄沙，打在军营的铁皮屋顶上发出沙沙的声响。佐藤刚刚处理完两名伤兵的伤口，正准备靠在椅子上闭目养神，地下室沉重的铁门被人一脚踹开。几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士兵押着一个浑身是血的人走了进来。
那是一名八路军俘虏。
佐藤站起身，借着昏暗的灯光打量着眼前的那个人。他看起来很年轻，大概只有二十出头，身上穿着破旧而单薄的灰色粗布军装，棉絮从被子弹划破的裂口处翻卷出来，沾满了黑红色的血污。他的左腿中了一枪，骨头显然已经断了，整个人只能依靠两名日本士兵的拖拽才能勉强站立。
但最让佐藤感到不安的，是那双眼睛。在以往的经验里，被押送到这里的俘虏，眼神中要么充满了对死亡的极度恐惧，要么是绝望的死寂。但那个年轻人的眼睛却异常明亮，即使在如此狼狈的境地中，他的目光依然平静如水，甚至带着一种看透了生死的淡然。
当他的目光与佐藤相遇时，佐藤竟然不由自主地避开了视线，仿佛自己才是那个被审判的人。
“长官命令，立刻准备手术室。”领头的军曹冷冷地扔下一句话，将俘虏推倒在地。
佐藤深吸了一口气，习惯性地转身去准备麻醉剂和手术器械。他以为这只是一次常规的战俘审讯前的伤口处理，因为为了套取情报，军方有时会要求医生保证俘虏的生命体征。
然而就在他拿起装有乙醚的瓶子时，据点的最高长官，木村少佐走了进来。木村是一个典型的狂热军国主义分子，他的眼神总是像秃鹫一样阴冷。
“佐藤军医，放下麻醉剂。”木村的声音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带着不容置疑的冰冷。
佐藤愣住了，手停在半空中：“少佐阁下，如果不使用麻醉，病人会因为剧痛引发神经性休克，根本无法进行取弹手术……”
“谁告诉你我们要为他取子弹了？”木村走到手术台前，用戴着白手套的手指轻轻敲击着冰冷的金属台面，“我们需要最新的活体失血与内脏器官在极度疼痛下的反应数据。帝国的新型麻醉药正在研发中，我们需要最真实的对照组。今晚，你要对他进行活体解剖。”
这句话犹如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佐藤的胸口。活体解剖？不使用任何麻醉？这已经完全超出了医学的范畴，这是彻头彻尾的屠杀。佐藤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他试图争辩：“少佐，这违背了……”
“闭嘴！”木村猛地转过头，死死盯着佐藤，“在这里，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高于一切！你想违抗军令吗？”
佐藤咽下了后面的话，他低着头，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慢慢地走回手术台。
那名八路军战士被四名粗壮的士兵抬上了手术台，他的双手和双脚被粗大的皮带死死地固定在金属床柱上。头顶上，高瓦数的手术灯被猛地拉亮，刺眼的白光瞬间吞噬了周围的黑暗，将手术台照得纤毫毕现。
那名八路军战士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发生什么，他没有挣扎，因为受了重伤的身体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他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胸膛微微起伏着。佐藤戴上口罩和橡胶手套，手里握着那把锋利的手术刀。灯光下，手术刀闪烁着令人胆寒的寒芒。
“开始吧，从腹部切开，我要观察肠道和肝脏在无麻醉状态下的血管收缩情况。”木村少佐站在一旁，手里拿着一个怀表，像是一个正在实验室里观察小白鼠的冷血生物学家。
佐藤的手在剧烈地颤抖。他看着年轻人那张苍白却坚毅的脸，喉咙里仿佛被塞进了一把沙子，半天喘不上气来。
“下刀！”木村不耐烦地催促道。
佐藤闭上眼睛，咬了紧牙关，再睁开时，将手术刀对准了那名八路军战士的腹部。当冰冷的刀锋划破皮肤的那一瞬间，鲜血立刻涌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