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店门口那棵银杏，刚栽下去那年才到我肩膀，现在蹿得比房檐都高了。每年秋天叶子一黄，风一过就哗啦啦往下掉，金灿灿铺了一地，好看是真好看，扫起来也真费腰。我常跟店里的客人逗闷子："等哪天我头发全白了，这树估计得长成水桶那么粗，到时候我剪不动头发了，就在树底下摆个摊儿卖烤红薯。"
我叫周晓梅，今年三十九了。城南这家美发店开了十二年，不大，四把椅子，墙上挂着的镜子有些年头了，边角都泛着水银斑。熟客进门喊一声"梅姐"，不用多说我就知道他们要剪什么样儿，爱聊的我就陪着唠两句，不爱说的我就闷头干活儿，手底下咔嚓咔嚓地响。我这人看着挺乐呵，眉眼带笑，说话也脆生，但你要仔细端详，能瞅出些门道来——我左手中指缺了半截，老早以前的旧伤了，不提也罢；眼角的纹路遮不住，头发是自己染的深棕色，为的是盖住顶上冒出来的白茬子。
十九年，十二个男人。这个数字头一回从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愣了下神儿。搁从前，这是能让人戳脊梁骨的事儿，可如今我坐在这儿，泡了杯热茶，能心平气和地从头捋一遍，不是为了诉苦，就是想把那些年攒下的那点明白，摊开来晾晾。
二十岁那年头一遭跟人搭伙过日子，那人叫陈强，大我七岁，开挖掘机的。那时候我在县城理发店当学徒，管吃不管住，兜里比脸还干净，他说他那间平房能挤挤，我就搬过去了。窗户糊着报纸挡风，冬天得自己生炉子，每天早上捅炉灰呛得直咳嗽，脸上蹭得黑一道白一道的。陈强发了工资会给我扯件花衣裳，但也爱喝酒，喝多了就摔盆砸碗。有一回他手里的碗直接飞到我脚边上，碎瓷片子把脚背拉了个口子，血珠子直往外冒，现在那道疤还清清楚楚地趴在那儿。我在那儿住了八个月，跑了。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委屈，就觉得命里该这样，人家给你个屋檐你就得缩着脖子住着。
第二个姓孙，跑大车的，手上常年带着股柴油味儿，洗都洗不掉。他住楼房，有热水器，能痛痛快快洗个热水澡，这在当时对我来说就跟住进了宾馆似的。我在他家住了两年，那是我跟人搭伙最长的一回。他爹妈催着他结婚，他领我去见了回面儿，他娘问我干啥活儿，我说理发的。老太太脸色当时就不太痛快了，说姑娘啊，理发这门手艺说出去不好听，抛头露脸的。我那天低着头没吭声，回来路上脚底下跟踩了棉花似的。孙大伟后来支支吾吾跟我商量，说要不你换个营生？我换啥呀，我就会拿剪子。他没再逼我，但日子慢慢就凉了，话越来越少。后来有一天他出车走了，再没回来，电话里跟我说："晓梅，咱俩不是一路人。"就这一句话把我打发了。那时候我明白了一样事儿，手艺好坏在其次，人家嫌的是你这碗饭不体面。
打那儿往后，我这屋里进进出出的人就没断过。开饭馆的，离过婚带着个小子，我去他店里帮着端盘子，他儿子怯生生叫我阿姨，我心里头酸得说不出话，住了没几个月就走了。卖保险的，嘴巴跟抹了蜜似的，一天到晚"梅梅长梅梅短"，后来叫我撞见他外头还吊着三四个，其中一个还是我店里的老主顾，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闹心。修车的，人实诚，对我也好，可他老娘查出来癌症，他工资全填医院里了，我贴补了他半年生活费，最后他红着眼圈跟我说不能拖累我，我拍着他肩膀说行。大学老师，戴着眼镜斯斯文文，比我小着三岁，那是我头一回觉着自己兴许能过上"正经日子"。他领我去同事聚会，旁人问我是干啥的，他嘴一抿说"做美发设计的"。我当时差点没把嘴里的茶水喷出来，我一个头才收十五块钱，到他嘴里就成设计了。可我心里头暖啊，觉得他是在护着我。结果呢，他家里还是不同意，理由翻来覆去就那一条——"社会关系太复杂"。我那天没哭，回来的路上在街角买了根老冰棍，大冷天的咬了一口，冰得牙根子疼，疼着疼着就乐了。
有一年遇上个开出租的，老实巴交，话少得跟哑巴似的，每天夜里收车了来我店里坐坐，闷头喝杯水，走的时候把我门口的垃圾袋捎出去扔了。我当时就想，就他了，不吵不闹，安稳。住了快两年，有一天他老家的媳妇领着孩子找上门来了，站我店门口哭天抹泪，他臊眉耷眼地跟我道歉，说他压根儿没离干净。那天晚上我自己灌了两瓶啤酒，吐得翻江倒海，第二天开门照常干活儿。还有个干装修的，比我小五岁，利利索索一个小伙子，我差点把店盘出去跟他回老家安生过日子，结果他前妻找过来跟我要抚养费，我才知道他瞒了我好些事。那天我啥话都没说，把他东西归拢归拢码在楼道口，换了锁芯，他在外头捶了半个小时门，后来脚步声越来越远。我蹲在地上捡他掉下来的袜子，攥在手里半天没松开。
第十一个是老郑，做建材的，大我十岁，稳稳当当的一个人。每周来我这儿剪头发，从来不催，等俩钟头也不急。我俩好了两年多，他给我买了辆小电动车，冬天给我捎双毛靴子，我说太贵了退了吧，他撂下一句"你脚怕冷我知道"。那两年我胖了好几斤，心宽体胖这话真不假。可后来他闺女从国外回来了，带着孩子。头一回见面我给人泡茶，她端起来没喝，就搁那儿晾着，拿眼风扫了我一下，我就全明白了。她客气地问我生意咋样，我说还行还行。老郑后来老跟我道歉，吞吞吐吐说闺女没地方住得搬回来，说了三回，我就懂了。我俩喝了顿酒，喝到后半夜，我拍拍他手背说老郑你别为难了，你外孙需要你。搬走那天他站在楼下，手插在兜里，没上来搭把手。
老祖宗有句话叫"树挪死，人挪活"，可我觉着这话不全对。我这棵苗儿挪来挪去挪了十九年，根底下换了十二茬土，长的还是原来那棵苗。我老想靠别人给个窝，就忘了自己也能啄泥垒巢。那些年月里我像个没头的苍蝇，见了亮儿就扑，分不清是真心实意还是人家的顺手人情。说白了，我心里头那间屋子是空的，谁来了我都想拽住不撒手，可人家住得不踏实，我也不踏实，跟住店似的，谁也没把这当成家。
第十二个，现在的，姓肖，比我大两岁，在图书馆里头干编目，就是给书贴条码写索引那种细碎活儿。他咋认识我的呢？他每个礼拜五下午来洗头——他头皮屑多，嫌大店里头贵，就瞅准了我这小门脸儿。来了小半年了，俩人说过的台词总共没超过十句。有一回他洗完头把眼镜落椅子上了，我追出去递给他，他说谢谢啊周师傅。我说你咋知道我姓周？他指指门口牌子："那不是写着呢嘛。"
又是个礼拜五，他洗完头没走，坐在那儿翻他那本厚书。我问他还有事儿？他把书合上，推推眼镜，问了句话，我到现在想起来鼻子还发酸。他说："你一个人撑着这店，累不累？"我当时手里攥着梳子，梳子齿儿硌得手心发疼。十九年了，陈强没问过，孙大伟没问过，老郑也没问过。他们都觉着我能干，我手快，我整天笑哈哈的，我能累到哪儿去？可他是头一个正眼瞧着我问出这话的人。
我说累，真累。他说那我周五来的时候，给你捎杯豆浆吧。
就这么一句话，轻飘飘的跟片儿树叶似的，可落在我心里头砸出个坑。到现在一年半了，他每个周五都来，没断过。天冷了带热豆浆，天热了换绿豆汤，有时候还用油纸包俩热包子揣过来。他不说漂亮话，也不会哄人，闷葫芦一个。可有一回他跟我说："晓梅，你剪头发的时候左手握剪子的姿势跟别人不一样，你是不是不想让人瞅见你缺的那截手指头？你老缩着。"我盯着他看了半天，眼泪在眼眶子里转了几圈，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如今他周五还来，坐在门口那把旧沙发上翻他的书，有时候是考古图册，有时候是县志，厚得能砸核桃。外头银杏叶子哗啦啦响，电吹风嗡嗡嗡地转，他一声不吭，可我耳朵边上那阵子从十九年前就开始刮的风，突然就停了。我终于不急着把他圈进我的日子里了，他来，我高兴；他忙了来不了，我自己也能把日子过得滋滋润润的。
我把阳台收拾出来了，买了两盆绿萝，一个月没管它，自个儿长得泼泼辣辣的，藤蔓都快爬到晾衣架上了。你说这人啊，是不是非得把南墙撞塌了，才知道回头看看自己个儿？十二个男人来来去去，到最后教明白我的是——你得先把自己心里那间屋子收拾亮堂了，该扫的扫，该擦的擦，窗户支开透透气，门口栽两棵好养活的花。等你自己住舒坦了，再来的人才是做客的，不是替你填空屋子的。你心里要是空的，来多少人都是过客，谁都待不长，谁也都不是救命的稻草。
肖老师要是哪天不来了，我估摸着我还能坐在阳台上，泡杯茶，看绿萝爬藤，看银杏落叶子。这日子啊，终究得自个儿跟自个儿过明白了，才算真正活明白了。那你说，那些年我急急慌慌找的，到底是个人，还是个能把自己丢进去躲清静的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