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授衔名单送到有关领导手中时，一个名字引起了朱德、彭德怀、贺龙三位元帅的注意：贺晋年。按照此前的评级，他属于副兵团级干部，最初拟授大校。
这件事之所以显得特殊，是因为副兵团级将领在当时通常对应中将起步，少数战功、资历突出的还可授上将。贺晋年的评定结果，显然与他的职务和经历不太相称。三位元帅没有把意见停留在私下议论，而是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
毛泽东了解后，过问了贺晋年的授衔问题。经过重新研究，贺晋年的军衔由大校改授少将。这样一来，他成为1955年授衔时副兵团级干部中军衔最低者，也是唯一一位被授予少将的副兵团级将领。
贺晋年并不是靠职务一路升上来的将领。他1910年10月出生于陕西安定，后来受到谢子长影响，逐渐接触革命思想。1927年，他进入绥德师范学校读书。学校遭到军阀武装搜查时，共产党书籍被当众烧毁，可这场粗暴的禁令，反倒让年轻的贺晋年更加坚定了探寻革命道路的念头。
1928年，贺晋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他与几名师范学生一起参加谢子长组织的武装斗争。谢子长见到这些学生，曾笑着说：“好啊，秀才造反了。”这句带有调侃意味的话，后来成了陕北革命队伍中的一段佳话。
1932年5月，贺晋年参加靖远起义，担任陕甘红军游击队骑兵大队副大队长。起义部队缺乏训练，战斗失利，他本人也负了伤。部队被打散后，他曾潜伏到兰州警察系统工作。第二年，他参与策动水北门守军起义，带着少数人员控制城门，重新组织力量。
起义失败后，贺晋年被马家军俘虏，遭受捆绑、拖拽等折磨。按当时情形，活着离开几乎没有可能。后来因马家内部原因，他与部分被俘人员意外获释。死里逃生没有使他退缩，反而让他更加清楚，革命队伍若想站稳脚跟，必须既能打仗，也要善于保存自己。
1934年，贺晋年任陕北红军游击队参谋长，随后接任指挥职务。1935年，他率部参加陕北根据地的多次战斗，在劳山、榆林桥等战斗中表现突出。战场上的贺晋年有个鲜明特点：指挥位置往往离前沿很近，部队进攻受阻时，他常常亲自观察地形，甚至带机枪手占领侧翼高地。
这种打法很提振士气，却也伴随着风险。有人劝他不要总往最前面去，他回答：“指挥员不到前面，战士怎么相信这一仗能打赢？”这类话未必每次都被记录下来，但他长期身先士卒，是许多老部下共同记忆中的事实。
抗日战争时期，贺晋年没有像一些将领那样长期奔赴敌后战场，而是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部队领导，负责三边地区的防务。定边、安边、靖边一带既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也是重要的经济区域，既要防范外部威胁，又要组织生产，责任并不轻。
1941年后，贺晋年任警备第三旅旅长兼三边警备区司令员。他带领部队参加大生产运动，垦荒、种粮、修建水利，同时应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和摩擦。因为工作成绩突出，他被评为边区生产模范，毛泽东曾为其题写“艰苦奋斗，不屈不挠”。
抗战胜利后，贺晋年终于获得了大规模作战的机会。1946年，他前往东北，担任合江军区司令员，重点解决当地严重的土匪问题。面对谢文东等匪首盘踞山林、依靠群众和粮食藏匿点活动的局面，他没有简单依靠大部队反复搜山，而是组织小分队发动群众，切断土匪的补给线。
有意思的是，贺晋年还根据土匪可能的逃跑方向提前布置。谢文东被逼到势单力孤时，果然向牡丹江一带逃窜，最终落入包围圈。合江地区匪患被逐步肃清，东北根据地的社会秩序也因此得到巩固。这段经历，成为贺晋年军事生涯中极具特色的一笔。
1947年，他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副司令员，1948年任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司令员，后任第四十八军军长。隆化战斗、辽沈战役以及南下作战中，他承担了重要指挥任务。董存瑞在隆化战斗中舍身炸毁敌暗堡，也正发生在贺晋年所指挥的作战序列之内。
新中国成立后，贺晋年先后任江西军区副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并负责防空、卫戍和装甲兵等工作。抗美援朝期间，东北是志愿军后方的重要支撑，他参与组织兵员、物资和装备保障，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
问题出在授衔前夕。贺晋年与高岗是陕北时期的老战友，1950年后又在东北军区共事。高岗问题发生后，贺晋年的职务经历和人际关系受到审查。1954年秋，他被安排到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授衔方案中拟授大校。
贺晋年本人对此没有争执。他认为，组织怎样决定，自己就怎样执行。彭德怀、朱德、贺龙则认为，不能只看一时的政治因素，还应综合考察贺晋年的革命资历、长期战功和现实职务。三位元帅向毛泽东反映后，方案作出调整，贺晋年最终获授少将。
军衔确定后，他没有提出更高要求，也没有借此向组织索取解释。1957年，贺晋年任装甲兵副司令员，分管科研、生产和技术保障，参与我国早期坦克工业建设。特殊时期，他受到冲击，1972年恢复工作。
晚年的贺晋年喜欢绘画和写作，曾出版画集《将军竹》。2003年5月11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一分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