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环歌赋街，有一家叫 "杨耀记" 的商店。
店是杨鹤龄家里的产业。楼上专门辟出一层，不摆货，摆的是几个年轻人的高谈阔论。
他们整天在楼上嚷嚷要造反。周围人听不下去，管他们叫 "四大寇"。
寇这个字，当时就是造反作乱的意思。
这四个被叫作 "寇" 的年轻人到底是谁，今天来聊下这个事情。
1887 年，二十出头的孙中山进了香港西医书院。这所学校，是何启创办的，华人自己办的新式学堂，在当时算新鲜事物。何启是买办出身，办学校花的是自己的钱。
孙中山读书用功，成绩也好。可课余时间没闲着，经常和陈少白、尤列、杨鹤龄三个人凑在一起，谈论时局，抨击清廷，说些 "大逆不道" 的话。他后来在西医书院毕业，成绩排在前头，校长康德黎很看重他。
说多了，名声就出去了。清廷保守势力和世俗民众觉得，这帮年轻人悖逆礼教、挑战皇权，是乱党分子。"四大寇" 三个字，在当时不是褒义。
有意思的是，这四个人对这个称呼不反感，坦然接受。四寇的名号，连港澳的报纸都当谈资写过。
孙中山后来回忆那段日子，说那时候"昕夕往还，所谈者莫不为革命之言论，所怀者莫不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为革命之问题"。
港澳的亲友熟人，都管他们叫 "四大寇"。
杨鹤龄，广东香山县翠亨村人。跟孙中山是老乡，两人从小就认识，算是发小。翠亨村离孙中山的老家，走路没多远。
他家底厚实。在澳门做生意发了家，后来到香港开了 "杨耀记" 商店。这个店不只是买卖铺子，实际上成了四个人最早的活动据点。
杨鹤龄性格不羁，喜欢说笑打趣。1894 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他第二年就入了会。辛亥革命之后，公开活动不多，长期住在澳门。
广州起义谋划那阵子，他主动利用商界身份，募集资金、采购物资、对接港澳各方资源，后勤保障的活，一个人默默扛了。
1921 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还记得这位老友。他特意修整了观音山的文澜阁，把杨鹤龄、陈少白、尤列都接过去同住。观音山，就是现在的越秀山。同住那段时间，四个人又凑齐了。
1934 年，杨鹤龄在澳门去世。那一年，孙中山已经走了九年。
陈少白是四个人里年纪最小的。1869 年出生，广东新会人。他比孙中山小三岁。
他原名闻韶，后来改名叫白，字少白。父亲是基督教牧师，也是地方乡绅。
1888 年，陈少白进广州格致书院读书。这所学校，是美国长老会办的。1890 年，经人介绍，他在香港认识了孙中山。两人一见面就很投缘，孙中山劝他转到香港西医书院来，方便朝夕相处。陈少白真就转学过来了，和孙中山成了同学。
在四个人的圈子里，陈少白负责梳理革命理念、撰写宣传文稿，把零散的反清思想整理成系统的革新主张。
兴中会成立后，他是核心骨干，全程参与 1895 年广州起义的筹备。
起义失败，众人四散避难。陈少白没撤，坚守宣传阵地，远赴香港、日本等地创办报刊，持续刊发反清言论。他在香港办的《中国日报》，是革命党最早的机关报之一。民国以后，陈少白一度退出政坛。
尤列，原名尤烈，字少纨。1866 年出生，广东顺德人。顺德到香港，坐船大半天。
此人从小记性好，读书过目不忘。孙中山后来夸他"石龟肚"。
尤列早年就有反清意识，不喜欢科举那一套。十七岁，他在上海加入洪门，跟会党的人来往密切。洪门也叫天地会，在海外华侨里势力很大。
1886 年，尤列进广州算学馆学习，在那里认识了杨鹤龄，两人成了同学。算学馆学的是数学格致那一套新学。毕业后，他在香港华民政务司署当过书记。
在广州算学馆期间，尤列因为一桩买荔枝的纠纷，跟孙中山有过一次偶遇。那件事，成了两人正式结交的开端。买荔枝那桩纠纷，说法有好几种，一说是不打不相识。
日常集会商议革命事宜，尤列负责统筹实操细节、对接各方资源、规避清廷排查风险。他性格沉稳，行事缜密。
后来的革命发展里，尤列长期奔走南洋各地，跑过新加坡、马来亚。办革命报刊、组建华侨爱国团体、筹措起义经费、输送革命物资，海外阵地一守就是几十年。
那么，这四个人怎么凑到一起的
背景各不相同，凑到一起，各出各的力。
1、杨鹤龄出地方。杨耀记那层楼，是四个人最早的据点。
2、陈少白是孙中山最亲密的同学，转学来的。
3、尤列带来会党方面的联系。
他们在杨耀记那间小楼里谈的那些话，在当时看来不过是几个年轻人的狂言。后来，都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行动。陈少白和尤列，后来都跟着孙中山一路走到民国。
那张著名的 "四大寇" 合影，前排从左到右：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排站着的，是他们的朋友关景良。
关景良后来成了香港的执业西医。杨耀记那家店，早就没了。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