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8月，北京吴家花园，彭德怀写下一封信，提出到湖南农村作调查。他没有把这次外出说成“视察”，也没有列出什么隆重安排，只希望真正走进乡村，看看社员怎样劳动，粮食怎样生产，基层干部和群众究竟遇到了哪些困难。
这封信送到毛泽东手中后，得到的批示十分简短：“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话不长，却说明中央同意他离开北京，到基层了解情况。对彭德怀而言，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返乡，而是一次重新接触农村现实的机会。
当时的湖南，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农业生产、粮食供应、水利建设和基层管理，都有许多问题需要摸清。彭德怀在军队和地方工作多年，熟悉农村，也知道只听汇报不够。数字可以整理，材料可以加工，田里的收成、农民的口粮和劳动强度，却必须到现场去看。
11月1日，彭德怀从北京出发，随行人员很少。到了湖南后，他没有满足于听省、县两级介绍，而是把调查重点放在湘潭家乡一带，并走访周边农村。许多地方交通不便，他常常步行，一走就是十几里、几十里。
有人见他年过六旬，劝他少走一些。他回答得很直接：“调查嘛，不能只坐在屋里。”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正是他此次湖南之行的基本方式。田埂、水渠、仓库、食堂和社员住房，都是他要看的地方。
在乌石及附近地区，乡亲们很快认出了这位从家乡走出去的将领。有人习惯称他“彭元帅”，他却摆摆手说：“不要这样叫，叫名字就行。”称呼的变化，反映出他有意把自己放回普通乡亲的位置，少一些距离，多听几句实话。
他关心的问题也很具体。粮食够不够吃？一亩地实际收多少？青壮年劳动力有多少？水渠能不能灌到田里？社员出工以后，分配是否合理？这些问题往往一问再问，有时还要找不同的人核对。
有一次，干部介绍生产情况，彭德怀听完后追问：“群众家里，自己怎么说？”对方一时没有回答。他没有发火，只是把笔记本合上，说：“汇报要听，群众的话更要听。”在他看来，调查报告不能只写成绩，也要把困难摆出来。
黄泥大坪一带的荒地给他留下很深印象。田地之间有些地方已经开垦，有些地方却长满荒草，水利条件也不理想。彭德怀认为，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群众积极性不高”，有些荒地长期闲置，往往和缺水、缺工具、缺劳力有关。
他曾拿起锄头参加劳动。旁边有人打趣：“您过去拿枪，锄头还会用吗？”彭德怀笑着回答：“锄头是从小拿到大的。”这类对话并不复杂，却让现场气氛轻松下来。更重要的是，他用实际行动观察劳动强度，也看清了生产队面临的真实条件。
调查期间，他还关注水利、矿山和基层教育等问题。到工矿了解情况时，他询问工人的劳动时间、伙食和安全；走访学校时，则留意校舍、教师和学生数量。农村并不是只有一块田，生产与生活相互牵连，任何一项安排失当，都会传导到群众身上。
湖南冬季湿冷，彭德怀长时间在外奔走，身体出现不适，仍坚持整理材料。他的笔记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把田亩、产量、劳动力、水利和粮食供应等内容分别记录。能够核实的数字，他尽量核实；不能确认的情况，则注明来源，不轻易下结论。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他形成了数份报告，内容涉及农村生产、公共食堂、基层负担、水利建设以及工农业之间的关系。这些材料没有刻意回避问题，也没有把个别现象扩大成全部情况。彭德怀希望通过实地材料，让决策者了解农村正在发生什么。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湖南调查并不是一次公开的政治活动。彭德怀没有组织大规模欢迎，也没有借乡亲聚集发表长篇讲话。他更像一个回乡的老干部，边走边问，边看边记。许多重要信息，正是在这种不显眼的接触中获得的。
1962年初，他结束湖南调查回到北京。此前写给毛泽东的信，解决的是“能不能下去”的问题；真正困难的，是下去以后能否听到真话、写出实情。吴家花园里留下的那些笔记和报告，记录的不只是一个人的行程，也保存了困难时期湖南农村的若干真实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