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广州一间普通住宅里，陶铸吃饭时放下了筷子，告诉妻子曾志，中央准备调他到北京，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曾志听完没有客套，直接说：“这项工作，你不合适。”这句话很重，却并非否定丈夫，而是她对陶铸性格和经历的判断。
陶铸长期在地方主持工作，习惯于抓生产、抓组织、抓落实，办事果断，处理问题讲究效率。宣传工作却不只需要魄力，还要熟悉思想理论、文化教育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关系。曾志认为，陶铸虽然有革命经验，但未必适合坐在那个位置上。
陶铸没有反驳。他也清楚，自己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理论家。可这次调动并非普通任命，而是毛泽东亲自点名。陶铸明白，既然中央已经作出决定，个人很难以“不合适”为理由推辞。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看中的恰恰不只是陶铸的文化修养。早在革命战争年代，陶铸便做过宣传、统战和地方领导工作。1948年平津战役期间，他参与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事务，代表叶剑英处理具体工作，既要同国民党方面周旋，也要掌握城内社会情绪。
那场谈判最考验的不是文章写得多漂亮，而是判断力和执行力。陶铸安排人员换上国民党服装，进入街头了解市民反应。当得知北平百姓普遍期待和平，谈判信心随之增强。北平最终避免了大规模战火，陶铸在其中承担的，是联络、谈判与善后等一系列细密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陶铸先后在广东等地任职。地方工作使他形成了鲜明风格：遇事敢担责，决定下得快，执行抓得紧。与此同时，他并非完全不懂文化。工作之余，他写过散文，文字在干部、学生和知识界中流传。毛泽东对他的文章有所欣赏，邓小平也曾向中央推荐他。
因此，陶铸被调到北京，并不是因为他已经具备完整的宣传部长履历，而是因为中央需要一个能够在复杂局面中推动工作的人。曾志看到了他的短处，毛泽东看到的则是他的另一面。
陶铸到中央后，政治环境很快变得异常紧张。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陶铸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位列周恩来之后。对于这样的安排，他曾感到不安，认为自己进入中央时间不长，不宜排得太前。
他找到毛泽东表达了想法。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已经定了，不变了。”这件事说明，陶铸当时承担的政治责任，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普通宣传部门负责人的范围。
但进入权力和矛盾的中心，并不意味着能够避开风暴。1966年后，陶铸因坚持一些工作原则、支持王任重等问题受到冲击。毛泽东一度出面保护，使局面暂时缓和。陶铸或许以为事情能够过去，然而形势很快继续恶化。
1967年初以后，他逐渐失去正常工作条件，看不到重要文件，原有的联系渠道也被切断。被限制在住处的日子里，他仍然读书、写字。没有宣纸，就在旧报纸背面书写，家中报纸越积越高。这些文字并不能改变处境，却维持着一个革命者最后的秩序感。
身体上的打击随后到来。1968年末至1969年初，陶铸出现黄疸等症状，起初被当作肝炎治疗，后来才查明是胆囊部位恶性肿瘤。周恩来得知后，曾批示组织专家为其诊治。手术持续八个多小时，胆囊、十二指肠被切除，胃也切去了大部分。
病情稍有稳定，陶铸仍坚持散步和读写。他很少谈自己的病，更不愿让曾志承受额外压力。疼痛难忍时，曾志劝他不要强忍，陶铸却说：“你已经够苦了，听见我哼，你会更难受。”
1969年秋，陶铸被要求离开北京，前往安徽“疏散”。曾志想陪同，他却劝妻子留下，争取和女儿生活在一起。临行前，曾志获准在家中送别，陶铸扶着车门，紧紧拉住她的手。那次分别，成了夫妻二人的永诀。
到合肥后，陶铸病情迅速恶化。再次手术时，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广泛扩散，只能缝合腹腔。1969年11月30日，陶铸在合肥病逝，终年61岁。
粉碎“四人帮”后，陶铸的家属开始为其申诉。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提出应为遭受错误对待的老同志恢复名誉，并提到陶铸。此后，陶铸的历史评价得到重新确认。1978年12月，中央为他举行追悼会，陈云致悼词，肯定了他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贡献。曾志等人也终于接回了陶铸的骨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