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粟裕自己还在病中，却给前来求助的李又兰指了一条路：“赶快去找宋老鬼。”
“宋老鬼”就是宋时轮。这个战友间沿用多年的称呼，背后不是戏谑，而是熟悉和信任。粟裕知道，眼下能为张爱萍奔走、又敢把事情接下来的，宋时轮算一个。
麻烦来得很急。
这一年三月，张爱萍重新担任国防科委主任。此前几年，他受到冲击，身体也落下伤病。重新工作后，他盯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一度受干扰的国防科研拉回正轨。
张爱萍走进科研单位，看到的是队伍涣散、任务拖延，一些科研人员无法正常工作。他当过红军，打过硬仗，又组织过“两弹一星”工作，说话向来不肯绕弯。
在七机部的一次会议上，他批评那里存在“坏人当道，好人受气”的问题。
话太重了。
很快，针对张爱萍的压力接踵而来。他本来就有严重的心脏病，连续工作和精神压力叠在一起，身体撑不住，只得住院治疗。
人也倒下了。
李又兰看着丈夫病情加重，四处设法求助。她最后来到粟裕住院的地方，希望这位老战友能够出面说句话。
粟裕的处境同样艰难。
一九五八年以后，粟裕长期受到错误批判，工作受到限制。到一九七五年，他疾病缠身，已经没有条件直接处理张爱萍遇到的难题。
可他没有把李又兰挡回去。
粟裕没有兜圈子。
他让李又兰赶快去找宋时轮。这个选择不是随口一说。宋时轮和张爱萍都是红军时期走出来的将领，彼此了解脾气，也清楚眼前这场风波的分量。
路指出来了。
宋时轮听完李又兰的讲述，随即设法周旋。他明白张爱萍最难过的一关，不只是外面的压力，还有自己那股不肯低头的犟劲。
张爱萍认为自己讲的是实情，不愿违心认错。宋时轮便从保住身体、保住工作机会的角度劝他：人得先挺过去，国防科研还有许多事等着干。
这不是认输。
宋时轮帮助张爱萍把有关情况写成书面说明，又向能够过问此事的老同志反映情况。经过多方保护和协调，张爱萍在医院里的处境得到缓解，治疗得以继续。
粟裕没有亲自冲到前面，甚至只说了短短一句话。但他找准了那个能够办事的人，也给李又兰指出了当时最现实的一条路。
这正是那句话的分量。
张爱萍牵挂的国防科研，也没有停下来。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发射升空；三天后，返回舱按计划回收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的国家。
卫星回来了。
张爱萍后来继续参与和领导国防科技工作。一九八〇年五月，我国向南太平洋预定海域成功发射远程运载火箭；此后，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等重大试验也相继取得突破。
而一九七五年病房里的那次求助，留下了三个人不同的身影：张爱萍不肯违心低头，宋时轮四处奔走，粟裕躺在病中，仍准确地说出了那个能把路接下去的名字。
李又兰离开时，没有拿到批条，也没有听到慷慨激昂的保证。她带走的只有三个字——宋老鬼。
这三个字，给张爱萍堵住的路打开了一道口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