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秋，延安八路军后方政治部，毛泽东经过宣传科时，忽然推门走进了李卓然的办公室。屋里没有旁人，桌上摊着文件，李卓然抬头一看，连忙起身，显得有些拘谨。
毛泽东没有摆出领导人的架子，只是走过去握住他的手，说：“卓然同志，处分有些重，你不要太在意，这是暂时的。”
停了一下，他又解释道：“西路军的事情，党内还有不同看法，中央也要照顾大家的意见。”
这几句话，分量并不轻。李卓然没有辩解，只回答：“组织安排到哪里，就到哪里工作，请主席和党中央放心。”
对于一名曾经担任高级职务的红军干部来说，这样的调动，落差确实很大。西路军组建时，李卓然曾任政治部主任，后来却被安排到八路军后方政治部担任宣传科长。按照当时的职务变化计算，前后相差约八级。
更难受的，不只是职务降低，还有西路军将士所承受的复杂评价。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承担打通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的任务。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苦战，最终遭受严重损失，许多指战员牺牲、失散或被俘。
战事失利之后，责任如何认定，党内并非没有争议。西路军干部回到陕北时，面对的就不只是重新分配工作，还有来自组织和舆论的压力。李卓然没有为自己争职务，也没有提出特殊要求，接到通知后便去报到。
有意思的是，类似的安排并非只有李卓然一人。李先念在西路军担任红三十军政治委员，回到陕北后，最初甚至有人提出让他担任营级职务。毛泽东得知后认为处理不够公允，后来才作了调整。相比之下，李卓然原来的职务更高，落差自然也更明显。
毛泽东特意走进宣传科，并不是偶然寒暄。李卓然早年留学欧洲，1922年加入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后，他参与翻译和研究苏军政治工作条例，这些经历使他在红军政治工作建设方面颇有专长。
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李卓然调入红军总司令部。那时，毛泽东与他初次接触，得知这位年轻干部有法国、苏联学习经历，便同他谈起军队政治工作和苏联红军的制度建设。
后来，李卓然一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负责搜集报刊资料，整理情报信息，也随同毛泽东到基层和部队了解情况。那不是单纯的文书工作，许多材料要经过筛选、比较，才能为军事判断和政治决策提供参考。
毛泽东处境艰难时，李卓然也没有刻意疏远。有人来看望时带的是日用品，他去见毛泽东，往往还带着报纸、资料和部队消息。两人之间形成的信任，正是在这些细节中积累起来的。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李卓然当时担任红五军团政治委员，属于担负后卫任务的部队。红五军团一路承担阻击、掩护和断后任务，伤亡情况比许多人了解得更直接。
李卓然赶到会议后，向与会者介绍了部队在长途转战中的实际状况。他没有空谈原则，而是摆出伤亡、行军和作战中暴露出的具体问题，指出原有军事指挥方式已经造成严重损失，必须改变。
有人质疑他的发言是在否定中央决定，他当场回应：“党最讲实际，部队已经遭受重大损失，难道还要等红军打光了再改变吗？”
这番话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来自后卫部队的亲身经历。遵义会议并不是凭空改变方向，而是在连续作战失利、指挥问题充分暴露之后，对军事领导和战略方针作出的重要调整。李卓然的发言，成为会议讨论中的一份有分量的事实依据。
会议之后，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逐步得到确立。李卓然没有因此获得立刻升迁，后来反而经历了西路军问题带来的职务低落。但在毛泽东看来，处分与安排是一回事，对干部的判断又是另一回事，所以才会有那次专门的安慰。
李卓然也没有把个人得失摆在前面。宣传科的工作同样需要经验，尤其在抗战初期，如何统一部队思想、整理战斗经验、做好宣传动员，绝不是轻松差事。曾经的高级干部从头做起，恰恰体现了他对组织纪律的服从。
新中国成立后，李卓然先后担任马列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务，继续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1989年，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那间宣传科办公室里短暂的谈话，也留在了他漫长革命经历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