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16日下午，罗布泊核试验场，巨大的蘑菇云升起在戈壁上空。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得知消息后，据相关回忆材料，他突然叫来身边工作人员，说了一句：“去做一碗红烧肉。”
这句话听着普通，放在当时却并不普通。红烧肉是毛泽东喜欢的菜，但从1959年到1961年，全国经历严重经济困难，肉、蛋等副食品实行定量供应。即便困难时期过去，许多地方的生活供应仍然十分紧张，一碗肉绝不是随手可得的家常菜。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声吩咐并非单纯为了满足个人口味。原子弹试验成功，意味着中国终于拥有了打破核垄断的能力。那碗红烧肉，带着庆贺意味，也有对科研人员和试验部队的犒劳之意。
新中国成立之初，外部环境并不宽松。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曾多次放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中国没有核武器，就始终要面对别人的核讹诈。靠别人保护，终究不如自己掌握武器，这个道理在当时的领导层中越来越清楚。
1955年1月，周恩来召集有关科学家研究原子能问题，李四光等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和核工业基础。随后，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谈到，只要有人、资源和决心，许多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能做成。中国的核事业，就这样从战略设想转入具体建设。
起步阶段，中国得到过苏联方面的技术帮助。1955年4月，中国第一座七千瓦重水反应堆开始建设，相关研究机构陆续成立，留学生和专业人才被调集到核工业战线。钱三强、邓稼先等科学家承担了关键任务，一批归国知识分子也把个人前途放在了国家需要之后。
有意思的是，真正严峻的考验还在后面。1960年7月，苏联专家撤走，原有援助项目被迫中断，设备、资料和技术支持都出现缺口。一些工厂尚未完成，原料生产和核燃料提炼也受到影响。对于一个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来说，这几乎等于在半途被抽走了梯子。
研究人员没有停下来。他们重新整理资料，反复计算，自己解决设备、材料和工艺问题。为寻找铀矿，地质队伍深入荒山戈壁；为保证试验需要，全国多个部门协同生产，连运输、供水、供电都成为核工程的一部分。
1962年9月，邓稼先领导的科研小组提出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计方案。这个节点意义重大，说明中国已经从“能不能研制”进入“怎样把它造出来”的阶段。理论计算、结构设计、材料加工和爆轰实验，每一步都不能出现致命误差。
核试验基地位于偏远戈壁，生活条件异常艰苦。饮水和生活物资需要从数百公里外运来，风沙、严寒、干燥以及交通困难，长期考验着每一个人。科研人员既要面对复杂的技术问题，也要适应简陋的生活条件。
1964年9月，第一颗原子弹完成装配。9月29日，装置从青海核工业基地运往试验场。运输过程中，技术人员和部队官兵昼夜坚守，车辆、铁路、通信和后勤系统全线配合。那不是一项单独由科学家完成的工程，而是一场全国工业和组织能力的集中作战。
10月16日15时，起爆指令下达。爆炸成功后，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是为了打破核垄断、消灭核战争。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外部核威胁由此出现了新的制衡因素。
毛泽东要求做红烧肉的故事，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流传开来。警卫员若问：“是您自己吃吗？”得到的回答，据回忆材料大意是，要让大家都吃一点，给试验场上的同志补补身体。
这种说法的具体细节，在不同回忆文字中并不完全一致，但它反映出的情境相当清楚：庆功不能脱离当时的生活条件，奖励也未必需要铺张排场。一碗红烧肉，既是难得的营养补充，也是对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运输人员和部队官兵共同付出的承认。
那一年，原子弹爆炸的声音传出戈壁，许多参与者甚至没有留下姓名。有人负责一枚螺丝的强度，有人守着仪器读数，有人把水和粮食运进无人区。试验成功后，庆功宴上的饭菜并不豪华，却让那段长期紧绷的岁月，短暂地有了一个可以落座吃饭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