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北平香山一带，毛泽东住在双清别墅。关于他夜间乘车察看街情、途中遇到妇女受虐的故事，后来流传很广。但这段具体情节，现有公开史料并不充分，不能把每个细节都当作确凿事实。能够确认的是，北平解放后，清理妓院、打击黑恶势力、解救被迫卖淫妇女，确实被列入了城市治理的重要事务。
这件事的背景，并不在一场偶然的街头冲突，而在旧北平盘根错节的社会结构里。妓院背后往往牵连地痞、流氓、帮会和地方势力，老板靠控制妇女牟利，又向所谓“码头”交钱求庇护。有人撑腰，便敢欺压弱者，甚至把殴打、禁锢和强迫接客当成寻常手段。
旧时代的风月场所，也并非文人笔下那般风雅。许多女子因贫困、战乱、拐卖而陷入其中，进入之后便很难脱身。她们的收入被层层盘剥，患病得不到治疗，年老色衰后还会被赶到更低等的场所。所谓等级森严，实质是对人的分层压榨。
北平的“八大胡同”因此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缩影。韩家潭、百顺胡同、陕西巷等地，曾聚集不同档次的妓院和茶室。上层场所接待权贵富商，底层场所则面向车夫、脚夫等普通劳动者。无论档次高低，真正获利的始终是经营者和保护者，被困其中的妇女很少有选择命运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新政权接手北平后，并没有一开始就简单粗暴地一封了之。公安部门需要先摸清底数，辨认哪些是被迫从业者，哪些人参与拐卖、勒索和暴力控制，还要防止敌特借妓院传递情报。罗瑞卿等人曾组织公安干部深入街巷调查，掌握相关场所的人员、财物和幕后关系。
当时采取过一段特别管理办法。妓院必须登记留宿人员，发现携带枪支、军火、军装或通讯器材者，要及时报告；老板不得逼良为娼，不得阻止从良，不得虐待妇女，也不得让患病者继续接客。派出所还对周边进行巡查，对可疑人员盘问。
这套办法有现实考虑，却没有立即解决根本问题。一些老板表面应付，暗中仍旧操纵生意；被迫从业者也很难凭自身力量脱离控制。北平市的调查显示，1949年下半年，城内仍有两百多家妓院，相关从业人员超过千人。继续维持，只会给旧势力留下喘息空间。
11月，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会议，提出封闭妓院的议案。经过有关方面讨论后，决定采取集中行动。1949年11月21日晚上8点，北平市公安局调集约2400名公安干警，分路进入相关街区。便衣人员负责控制院内局面，民警封锁胡同出入口，巡警则负责外围警戒。
行动持续到次日凌晨。人员和财物被逐一清点登记，伙计、杂役等人员分别遣散，老板、领家和涉嫌暴力控制妇女者被扣押审查。妓院的牌子被摘下，账册、房产和其他财物接受清查。这个场面看似是一次治安行动，实际处理的是一张延续多年的利益网络。
罗瑞卿在随后讲话中，对那些靠剥削妇女发财的人态度十分严厉：“你们压迫妇女、剥削妇女，必须向人民交代。”对罪行严重者依法惩处，对一般人员则区别处理。资料显示，部分首恶被判处死刑或长期徒刑，另有一些人接受教育改造，背后的帮会势力也受到追查。
封闭妓院只是第一步，真正棘手的是这些妇女今后怎么办。政府先为她们登记户口、检查身体、治疗疾病，再根据年龄、家庭关系和个人特长安排出路。有人被送回原籍，有人得到路费和生活补助，有人学习缝纫、纺织等技能，也有人被安排进入工厂工作。
一位工作人员曾对她们说：“过去的事情，不是你们自愿选择的，政府不会把你们一辈子钉在旧账上。”这类谈话并不华丽，却直接触及她们最担心的问题：离开妓院以后，能不能活下去，能不能重新做人。
到1950年，已有不少原从业妇女回到家庭，或进入纺织、医务、服务等行业。对无家可归、年纪较大的妇女，相关部门还安排生产场所，让她们靠劳动取得收入。1952年以后，北京又设立生产教养机构，帮助部分流动妇女学习谋生技能。
北平的处理方式很快影响到其他城市。上海等地也陆续开展清理行动，打击拐卖、强迫卖淫和帮会控制。到1955年前后，公开妓院制度在中国大陆基本被取缔。这里面当然有治安整顿的一面，更有妇女脱离人身控制、获得生存出路的一面。
所以，标题中的“夜游北平”更像是民间叙事对时代背景的集中表达，不能替代档案和正式记录。真正推动2400名干警出动的，是新政权对城市秩序的重新建立，也是对旧式暴力和人口买卖关系的集中清理。北平城里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老板”和“霸天”，从此失去了公开活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