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春，北京中南海。李敏得知舅舅贺敏学突然被关押后，匆匆来到父亲毛泽东身边。这个消息让毛泽东十分意外，他脱口问道：“什么？他们把你舅舅也关起来了？”
贺敏学不是普通意义上的亲属。他是贺子珍的哥哥，也是井冈山时期最早参加革命的一批干部。毛泽东后来用三个“第一”评价他：武装暴动较早，上井冈山较早，渡过长江较早。这样的评价，既有私人感情，也包含对革命经历的认可。
1904年，贺敏学出生于江西永新。青年时期，他在禾川中学读书，结识了袁文才。两人常在永新古潭忠义祠谈论时局，谈到民众受压迫，往往越说越激动。那不是书生式的议论，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准备。
1927年革命处于低潮，贺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便遭到反动势力逮捕。身陷囹圄，他没有消沉，反而组织狱中难友发动暴动。袁文才、王佐得知消息后，曾设法营救。出狱之后，贺敏学担任永新县委书记，继续组织农民武装开展斗争。
毛泽东准备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转移时，永新、宁冈一带已有农民武装活动。当地的道路、地形和各方力量，贺敏学等人都比较熟悉。可以说，井冈山并非一块等待革命者发现的空白地带，早已有地方党组织和武装群众打下基础。
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后，袁文才、王佐一度存有戒心。贺敏学和妹妹贺子珍多次沟通，帮助双方增进了解。后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写下“暴动队始于永新”，正是对当地革命先声的概括。
贺子珍与毛泽东的关系，也是在这段岁月里逐渐确定的。贺敏学了解妹妹的性格，曾提醒她，跟随毛泽东这样的革命者，家庭生活不可能安稳，需要承受常人难以想象的风险。贺子珍没有退缩。她认定的事情，向来不会轻易改变。
1954年6月，贺敏学以华东工程管理总局局长身份到北京参加会议。李敏专程去看望舅舅，吃饭后买书，结果连乘车的钱都不够。贺敏学听说后，既心疼又无奈，后来特意给孩子一些钱，让她“买几本书”。
李敏回到中南海后，把舅舅来京的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随即邀请贺敏学到丰泽园见面。两位老战友二十多年未见，谈起井冈山往事，也谈到袁文才、王佐。贺敏学说，他们当年是信任毛泽东、愿意共同斗争的。毛泽东则表示，不能忘记他们曾经发挥过的作用。
谈话中，毛泽东还关心贺子珍的身体和生活。贺敏学没有回避妹妹的处境，却也没有借亲属关系提出要求。毛泽东知道贺子珍性格倔强，曾对贺敏学说：“让子珍再成个家吧。”贺敏学明白，这是出于关心，但妹妹未必接受。他没有替贺子珍作决定，只是将她的态度如实说明。
这种分寸感，贯穿贺敏学的一生。贺子珍后来长期患病，曾希望家人替她向毛泽东传话，贺敏学始终没有利用自己的身份去干预。妻子李立英也劝过贺子珍：“这不是主席一个人的问题。”贺敏学更直截了当地说：“子珍身体有病，我们没病呀，可不能犯错误！”
他知道，亲情不能凌驾于组织原则之上。即使毛泽东是自己的妹夫，也不能把私人关系带进工作和政治生活。1963年全国工交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人群中主动与贺敏学打招呼。旁人追问谈了什么，贺敏学只回答，是工作上的事情。
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开始。贺敏学曾指挥第二十七军第八十师在安徽无为一带渡江。早年参加暴动、登上井冈山，后来又率部渡江，这些经历构成毛泽东所说“三个第一”的现实依据。
新中国成立后，贺敏学长期从事工程建设。1955年，他奉命率建筑工程部队支援大西北建设；1958年，调任福建省副省长。工作岗位不断变化，任务也越来越重，但他始终保持着老战士的谨慎，不炫耀资历，也不把功劳挂在嘴边。
到了1966年，局势骤变，贺敏学被关押近两个月。李立英焦急万分，只能请李敏向毛泽东说明情况。毛泽东听完后沉默片刻，说道：“你舅舅是个好人。当年富田事变时，他为我坐过牢，还设法送过条子。”
这句话没有成为公开的政治文件，却说明毛泽东对贺敏学的品格和旧日经历记忆深刻。后来，李立英将有关材料托人转交周恩来，并拿着毛泽东写给贺子珍及贺敏学夫妇的信，向有关方面反映情况。贺敏学最终在五一节前回到家中。
晚年的贺敏学退居二线，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88年4月，他在福州病逝，生前负伤七次。1989年4月26日，李立英遵照遗愿，将他的骨灰安放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那里，是他参加革命的起点，也是他最后归去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