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的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终于走完了两万五千里长征。队伍从瑞金出发时将近十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七千余人，草鞋磨穿了底，衣服烂成了布条。部队安顿下来后，毛泽东忙着与陕北红军接头、整编队伍、了解敌情，周恩来也同样连轴转。然而，有一件事一直压在他心里，始终没找到合适的时机说出来。
直到局势稍稍稳定，周恩来才找了个单独的机会，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他顿了一下，开口说道：“主席，有一件事我想需要和你汇报一下。”
毛泽东看着他，等他往下说。周恩来接着道：“就在几个月前，贺子珍同志的弟弟贺敏仁，被枪毙了。”毛泽东一听，顿时愣住了。他沉默了很久，脸色沉了下来，随后说了一句话——“去，把贺子珍找来，我要当面问问她。”
贺敏仁是贺子珍亲生弟弟这回事，贺家有兄弟姐妹六个人，他排行属于最小的，在1935年那个时间才刚刚满十七岁，在红一军团的某一个团里担任司号员这样一个职务。毛泽东在早年的时候见过他，并且还拍着他脑袋说了这么一句话“好好经历锻炼，等长大了以后就是一名真正意义上的红军战士”。
要把这件事情弄明白搞清楚，就必须先说清楚当时红军所过的是怎样一种日子。在1935年六七月这个期间，红一方面军跟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完成了会师这件事，然后接着向北进发进入到松潘以西的川西北高原地区，也就是毛儿盖那一片地方。
这里是藏族人聚居生活的区域，海拔高度比较高，气候方面非常极端，部队的粮食已经断了好多个日子了。国民党早就在这一片区域散布传播谣言，说红军是那种杀人放火的魔鬼，当地的藏民带着粮食躲进了山里去。
红军走进村子里面，所看到的是空空的屋子、空荡荡的仓库。中央在进入藏区之前专门下达了相关命令，民族纪律必须要严格遵守，寺庙是绝对不可以进入的铁定规矩。
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情形之下，饿得实在是支撑不下去的贺敏仁，看到路边有一座已经废弃不用的喇嘛庙，就跟几个战士一同进去想要找一些吃的东西。庙里没有粮食，地上零散分布着百十来个铜板，他随手捡了一些，打算去换点东西来填饱肚子。
这件事情很快就被人进行了举报。可是举报的内容变了样子——说贺敏仁抢走了喇嘛庙一千多块银元。一千多块银元是什么样的概念呢？一个成年的壮汉都扛不起来，更何况是一个饿了好几天的十七岁的孩子。可是当时没有人去对这个数字进行核实。
当时担任师政委这个职务的黄甦接到举报之后，当场就下令把贺敏仁抓了起来。下面有人劝他，先给中央发报去进行请示，等批复下来之后再进行处理。可是那时候电台没有电，发报要等很长时间。黄甦坚持着一句话——纪律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不管是谁的亲戚都是一样的。
相关的报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核实，中央的缓期执行电报还在传递的路上，执行命令就已经下达了。贺敏仁被执行了枪毙，那一年，他十七岁。在事后清点他的遗物的时候，只有一个小小的背包和一条军毯，半块银元都没有搜出来。
贺子珍在得知弟弟被处决这个消息的时候，她自己也正带着一身的伤痛。几个月之前，部队路过贵州的时候遭遇了敌机的轰炸。贺子珍看到一个受伤的团政委没有地方躲避，直接扑上去用自己的身体挡住飞来的弹片，身上中了十七块弹片，头、背、肺部都有弹片炸进去了。
当时红军缺少麻醉药品，手术的过程中她疼得好几次昏厥过去，最终只取出了浅层的弹片，还有几块深深嵌在身体里面，陪伴她度过了一生。就在这样的伤痛之中，她得知了弟弟的死讯。她非常悲痛，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毛泽东。
当时部队正在穿越草地，是最艰难难熬的时候，她害怕这件事分散了他的精力。周恩来后来在半路上看出贺子珍状态不太对，经过追问之后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跟贺子珍说好等部队安全了之后再讲，就一起保守了这个秘密。
贺子珍来到这里，把自己在当初知晓这件事情之后所产生的全部想法都讲了出来。毛泽东听完之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在后来被反复地引用：“红军就应当具备铁一般的纪律，我们应当运用红军铁一般的纪律来约束自己的亲属！”
话是按照这样的说法来讲的，然而他随后还说了另外一句话，这句话很少被人提及：“大概一百来个铜板，也就相当于一元钱，为什么偏偏要把它夸大到一千倍呢？他毕竟还是一个孩子呀，罪过不至于判处死刑，可以通过教育让他变好的呀！”把这两句话放在一块儿，才是毛泽东当时真正的状态。他认可这个纪律，但是他也明白，这件事情本身在处理方面就存在问题。
这一桩过去的事情的重要程度，不单单在于一个十七岁的少年含冤死去，也不仅仅在于贺子珍在身负严重创伤的时候独自咽下的失去亲人的痛苦。它所涉及到的是红军在处于生死存亡的行军过程当中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纪律到底应当怎样去执行，基层的判断又该如何接受更高层级的监督。
军队的纪律必须要严格，不然队伍就没办法在陌生并且艰苦的地区生存下去；但是严格执行纪律的前提条件，是进行准确的调查、获取清晰的证据以及遵循规范的程序。在贺敏仁事件当中，举报的金额被夸大了整整一千倍，基层的指挥员没有经过充分地核实就执行了枪决，中央的复核电报还在路上，人就已经倒下了。
贺子珍所做出的选择同样让人感动——在个人最为痛苦的时刻，她选择了保持沉默，把私人的事情压在内心深处，不让这件事情对正在指挥全军进行突围的丈夫产生影响。在这份沉默之中，隐藏着那一代革命者在战火当中被迫做出的、普通人难以承受的抉择。
许多年之后，在1937年冬天，贺子珍不顾毛泽东的极力挽留，离开了延安，到遥远的苏联去。1939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前往苏联治疗疾病，毛泽东委托他们给贺子珍带去一封信，信的开头写着“子珍同志”，信末尾的那行字宣布了两人夫妻关系的结束。
从在井冈山相互认识，到在长征路上生死相互陪伴，再到在陕北窑洞里面说出的那一句“我要当面问一问她”，这段从战火当中发展而来的感情，最终没能继续走得更远。而贺敏仁的名字，和那大概一百来个铜板的故事，就这样被遗留在了历史的角落里，提醒着后来的人们：纪律和生命之间，从来都不是一道简单的计算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