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日本梅毒确诊人数突破1.3万例,而2013年这个数字还只有1000多例,12年间暴涨了10倍以上。

可比感染激增更可怕的是,治疗梅毒的首选药物苄星青霉素,正在日本全国范围内严重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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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药由美国辉瑞公司生产,2025年7月因异物混入被召回,同年11月又发生生产设备故障,辉瑞方面预计恢复出货要到2027年下半年。

也就是说,未来近一年时间里,日本的梅毒患者可能面临“有病无药可治”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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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作为一个科技发达、医疗水平世界领先的国家,为什么连一支青霉素都造不出来?一个曾经的制药强国,怎么会在基础药物上被人卡脖子?这场青霉素断供危机,暴露了日本产业怎样的深层困境?

梅毒12年暴涨10倍,救命药青霉素却断供了

梅毒,这种有着500多年历史的古老性病,正在日本以惊人的速度卷土重来。

2013年,日本全年报告的梅毒感染病例只有1000多例。那时候,梅毒在日本几乎已经被控制住了,很多年轻医生甚至都没见过真实的梅毒病例。

可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十几年,形势就彻底逆转了。

2020年,日本梅毒感染人数约6000人。2021年,增至近8000例。2022年突破1万例,之后连续4年保持在万例以上。2025年,确诊人数更是超过了1.3万例,创下了战后最高纪录。

12年,从1000例到1.3万例,暴涨了10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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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梅毒会在日本这样一个发达国家大爆发?专家分析,社交媒体和交友软件的无序发展是重要推手。各种约会APP让与不特定多人发生性行为变得越来越容易,而安全性行为的意识却没有跟上。更令人担忧的是,部分日本年轻人甚至把梅毒皮疹当成“叛逆勋章”,在社交媒体上晒自己的感染经历,这种扭曲的心态进一步加速了病毒的传播。

感染人数激增已经够可怕了,可更要命的是——药不够了。

苄星青霉素,是治疗梅毒的首选药物,也是阻断梅毒母婴传播的唯一推荐药物。孕妇如果感染了梅毒,没有这个药,病毒就可能传染给肚子里的孩子,导致新生儿先天梅毒,严重的甚至会死亡。

可现在,这款救命药在日本断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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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出在生产商美国辉瑞公司身上。2025年7月,辉瑞生产的苄星青霉素因异物混入被全面召回。同年11月,生产工厂又发生设备故障,产能彻底停摆。辉瑞方面表示,恢复出货预计要等到2027年下半年。

这意味着,从2025年中到2027年下半年,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日本市场上的苄星青霉素将持续短缺。现在,日本多地医院已经出现了“有病无药可治”的困境,医生不得不寻找替代药物,可替代药物的疗效远不如苄星青霉素,副作用也更大。

一边是感染人数屡创新高,一边是救命药全面断供。日本的公共卫生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考验。

一个发达国家,为什么造不出一支青霉素?

很多人可能会问:日本不是制药强国吗?不是有武田、安斯泰来这些世界级药企吗?怎么连一支青霉素都造不出来?

答案是:日本确实能生产青霉素制剂,但生产青霉素所需的原料药,日本早就不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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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这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而是一个持续了二三十年的结构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日本的制药企业还有完整的抗生素原料药生产能力。那时候,明治制果等企业都在本土生产青霉素原料药,技术水平世界领先。

可后来,情况慢慢变了。

日本政府为了控制医疗费用,持续下调药品价格。青霉素这种基础抗生素,价格被压得越来越低,利润空间越来越薄。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人力成本、土地成本、环保合规成本却在不断攀升。

青霉素原料药是一个大发酵产业,需要巨大的发酵罐、大量的玉米等粮食原料,还有高等级的废水处理环保设施。这种产业,占地大、能耗高、污染重、利润薄,在日本这样一个高成本国家,越来越没有商业上的可行性。

于是,日本药企做了一个非常“理性”的选择——关停本土生产线,把产能转移到海外,或者直接从海外进口原料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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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起,日本陆续关停了本土青霉素原料药的发酵生产线。到2000年前后,日本几乎已经完全退出了青霉素原料药的生产。

而更讽刺的是苄星青霉素这种长效青霉素。它曾在1980年代末就退出了日本市场,因为需求量小、利润低,日本药企根本不愿意生产。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市场上没有苄星青霉素。直到2022年,因为梅毒疫情越来越严重,这款药才重新在日本获批上市。

可重新获批归重新获批,生产还是得靠美国辉瑞。日本自己不生产,就只能依赖进口。辉瑞的工厂一出问题,日本就立刻断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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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不是“造不出”青霉素,而是主动选择了“不造”。在资本的逻辑里,不赚钱的产业就应该放弃,至于国家安全和公共卫生,那是政府该操心的事。

可当疫情来临、当救命药断供的时候,人们才发现,有些东西不是用钱能衡量的。一个国家如果连基础药物都不能自主生产,那再发达的医疗体系,也不过是建在沙滩上的城堡。

原料药90%依赖中国,日本制药产业的空心化困局

日本放弃了本土青霉素原料药生产,那这些原料药从哪里来?答案是:中国。

中国占据了全球青霉素原料药70%以上的产能,拥有从基础化工原料到中间体、原料药的完整产业链。中国青霉素年产量约2万吨,是全球最大的青霉素生产国和出口国。

而日本对中国原料药的依赖程度,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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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霉素的核心母核是6-氨基青霉烷酸,简称6-APA。日本对这种关键中间体的进口依赖度接近100%。头孢类抗生素的核心中间体7-氨基头孢烷酸,简称7-ACA,日本的自给率也不到5%。

整体来看,日本医院使用的抗生素原料药超过九成依赖中国进口。用于手术的β内酰胺类抗生素原料,几乎100%依赖中国。甚至连日本的“国粹”汉方药,83%的生药制剂原料也来自中国。

也就是说,日本的药箱里,装的几乎全是中国造的原料。

这种高度依赖,在平时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中国的原料药质量好、价格低、供应稳定,日本药企进口来做成制剂,贴上日本品牌,高价卖给患者,大家都赚钱。

可一旦出了问题,这种依赖就变成了致命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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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中国如果限制原料药出口,日本的整个医疗体系都会陷入瘫痪。疫情期间,全球供应链受阻,日本就已经多次出现抗生素短缺的情况。而这次梅毒大爆发加上辉瑞工厂故障,更是把日本的药物供应链脆弱性暴露无遗。

日本政府其实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近年来,出于经济安全保障的考量,日本开始着手重建抗生素原料的国内生产体系。明治制果制药位于岐阜县北方町的工厂,已经重启了青霉素生产,这是30年来日本首次恢复国产青霉素原料药生产。

可重启归重启,核心矛盾依然解决不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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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生产的青霉素原料药,成本远高于中国产品。生产负责人无奈地说:“可是我们的成本还是比中国贵啊。”在市场竞争中,高价的国产原料药根本卖不出去,药企没有动力使用,最终还是得靠政府补贴来维持产能。

而且,就算日本恢复了青霉素原料药生产,也解决不了苄星青霉素断供的问题。因为苄星青霉素这种长效制剂,生产工艺更复杂、需求量更小、利润更低,日本药企更不愿意生产。就算有了原料药,也没有企业愿意做成制剂。

更尴尬的是,日本想直接从中国进口成品药也不行。根据日本医药品医疗器械综合机构的规定,海外生产的同类制剂要进入日本市场,必须经过漫长的再注册审批,从提交资料到现场核查,正常流程至少需要8个月。等审批完了,疫情可能都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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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日本制药产业的空心化困局——高端创新药做得风生水起,可基础药物和原料药却几乎完全依赖海外。一旦海外供应链出问题,整个国家的医疗安全就岌岌可危。

最后,大川想说一句,日本梅毒大爆发和青霉素断供,给所有国家都敲响了警钟。

一个科技发达、医疗水平世界领先的国家,却因为本土不生产青霉素原料药,而在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中陷入“有病无药可治”的困境。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产业选择的问题。在资本逐利的逻辑下,利润薄的基础药物被放弃,产能被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看起来是“理性”的选择,可实际上是在透支国家的医疗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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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药90%依赖中国,β内酰胺类抗生素几乎100%依赖中国,连汉方药原料都83%来自中国。日本的药箱里,装的几乎全是中国造的原料。这种高度依赖,在和平时代表面光鲜,可一旦地缘政治风云变幻,或者海外工厂出了故障,立刻就会变成卡脖子的致命软肋。

日本政府试图重启国产青霉素生产,可成本比中国贵、市场竞争不过、药企没动力,最终只能靠政府补贴维持。这说明,产业一旦空心化,想再补回来,难如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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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提醒所有国家,尤其是那些正在经历产业外移的国家:基础产业、基础药物、关键原材料,这些东西可能利润不高、看起来“不高级”,但它们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一个国家可以没有高端芯片,但不能没有救命药;可以不生产奢侈品,但不能不生产基础药物。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海外供应上,最终付出代价的,将是每一个普通人。

愿日本的梅毒疫情早日得到控制,愿青霉素供应尽快恢复,愿每一个国家都能守住自己的医疗安全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