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北京，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正在核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工资级别和待遇。名单送到郑位三这里时，工作人员一度犯难：这位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建国后长期因病休养，已经没有担任具体职务，究竟该怎样确定他的待遇？
难处不在于郑位三的资历不够，而在于他的革命经历太特殊。若只看新中国成立后的职务，他似乎没有显赫位置；若把他的全部革命履历放在一起，又很难用普通标准衡量。
郑位三是湖北黄安人，1902年出生。大革命时期，他接触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便长期在湖北从事党的组织和农民运动工作。
那时的黄安，反动势力盘踞，地方豪绅与旧式武装交织在一起。革命干部开展工作，往往要冒着被捕甚至牺牲的危险。郑位三熟悉乡土情况，也善于发动群众，很快成为鄂豫皖地区的重要骨干。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起义虽然经历了曲折，却在湖北农村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郑位三此后长期参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在党政工作、群众组织以及根据地建设方面承担了大量任务。
他的特点，不是只会在机关里布置工作。到了关键时刻，他敢于下基层，也敢于担责任。鄂豫皖根据地环境恶劣，敌我力量悬殊，干部既要组织群众，又要应对反复“清剿”，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严重损失。
有意思的是，郑位三并非只凭个人勇气做事。他重视调查，善于从地方实际出发安排工作。群众基础、干部培养和武装斗争，在他那里并不是彼此割裂的几件事，而是根据地能够生存下去的整体。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他在鄂豫皖地区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红军转战、根据地转移以及地方工作的反复调整，都给他的身体留下了很重的负担。长期紧张的斗争，加上艰苦生活，使他很早便积下了疾病。
抗日战争时期，郑位三仍在华中敌后承担领导工作。中原地区战略位置重要，既连接多个抗日根据地，又处在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之中。中原军区成立后，他与李先念等人共同负责部队和根据地工作。
1946年6月，中原突围开始。部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分路转移，郑位三因身体状况恶化，无法像普通指挥员那样长期随军行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脱离了革命队伍，更不是因为个人原因主动退居幕后。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根据他的健康状况，安排他休养。对一名长期处在战争一线的老干部来说，这种安排并非闲置，而是组织对其身体和历史贡献的综合考虑。遗憾的是，外界往往只看到“没有职务”，看不到背后付出的代价。
1955年的评级工作，正是因为这一点出现了不同意见。有人按照建国后的现实职务衡量，认为郑位三长期休养，待遇不宜定得过高。这个看法看似有依据，却忽略了革命干部待遇评定不能只看眼前岗位。
相关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明确提出，郑位三应享受副总理级待遇。核心意思很清楚：不能因为他如今养病，就把几十年革命工作从评价中抹去。
据有关回忆，讨论中有人提出疑问，毛泽东则强调，郑位三休养是中央决定，不是个人选择。这样的处理，既考虑了老同志的历史贡献，也维护了组织决定的严肃性。
郑位三的贡献，不能简单归结为参加过几次战斗。他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以及中原军区的工作中，都承担过重要责任。许多工作没有战场上的显赫场面，却直接关系到队伍能否站稳脚跟。
更沉重的是，他的家庭也为革命付出过代价。战争年代，革命者的亲属常常受到牵连，许多人因此失去生命或流离失所。郑位三本人长期承受这种压力，却始终没有离开革命岗位。
评级结果传达后，郑位三听说自己享受副总理级待遇，曾感到意外。他清楚自己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工作，于是说：“我现在主要是养病，这样安排恐怕不合适。”身边同志向他解释，这是党中央根据他的资历、贡献和身体状况作出的决定。
郑位三沉默了一会儿，只说：“这是组织对我的照顾。”这句话并不铺张，却说明他明白，这份待遇并不是对个人生活的特殊奖励，而是对一名革命老干部长期工作的制度性承认。
1955年的这项安排，留下的并不只是一个待遇级别。它还说明，在评价革命干部时，职务有变化，历史贡献却不能被截断；人因疾病休养，组织责任也不能因此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