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2日，南京城破已经一个多月。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一句：“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屠杀还没停，他已经知道了。
同一时间，远在陕北的延安，毛主席对南京城里发生的事却几乎一无所知。更反常的是，中共自己办的《救国时报》在城破第7天就登出了日军暴行，可日军封锁加上交通阻隔，这些报道偏偏送不进陕北。
一个知道得早，一个知道得晚。37年那场大屠杀的消息传到毛主席和蒋介石那里之后，两人分别是什么反应？说了什么，又做了什么？得从一本日记和一条迟到的消息说起。
城破前六天离开南京的人，最先接到噩耗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接下来的六个星期，侵华日军在城内外屠杀放下武器的士兵，屠杀、奸淫、纵火、抢劫一样不落。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最初六周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超过20万人，头一个月城里发生的强奸案将近2万起。
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把账算到底：被害总数30余万人。蒋介石是12月7日凌晨5时15分坐飞机离开南京的，那时日军已经推进到离城五十公里上下的地方。
人走了，消息却一直追着他。城破后，他通过外交系统和外国媒体的报道较早获知了南京的消息。几名冒险留在城里的西方记者，把见闻一条条发了出去。
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离开南京前的最后一篇报道，只剩一句重复：死亡的中国人，死亡的中国人，还是死亡的中国人。
他坐在政府中枢，外交部、外国媒体这些渠道就是他的耳朵，所以他知道得早，也知道得细。
城破第11天，12月24日，蒋介石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信，说日军施展“中世纪以来野蛮特性”，“残杀了无数非战斗人员”，还毁掉了大批设施、财产和宗教寺院。
那时屠杀正在进行，他就把它摆上了大国元首的案头。
私下的反应，全在日记里。
开头那句“残杀与奸淫未已”之后，3月5日他又写：“敌军残杀我南京附近之壮丁殆尽，痛极。”5月12日，他看到了同胞受害的照片，这一天的提要只有两个字“雪耻”，底下一句几乎是在骂自己也骂所有人：“见我男女同胞受敌寇惨杀凶淫之照片而不动羞恶之心、无雪耻复仇之志者，非人也！”一个统帅在自己的本子上反复写“痛极”“雪耻”，他的反应，先是一个“痛”字。
自家报纸第7天就登了，延安却迟迟不知道
延安的处境正好反过来。12月20日，城破第7天，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巴黎办的《救国时报》头版刊出《日寇攻宁大肆残暴》，转述外国通讯员的目击：沿江尸身狼藉，日军汽车从男女老幼的尸体上碾过。
1938年1月，在武汉创刊不久的《新华日报》接连登出《恐怖的南京城》《南京紫金山杀人竞赛》，把两个日本军官比赛砍人的事捅了出来。
这些报道，延安一份也没收到。日军严密封锁，战时通讯时断时续，从巴黎、从武汉到陕北，路途太远，关卡太多。
那段时间，毛主席、周恩来、朱德这些人手里能看到的，多是日军在华北的罪行，对南京的详情几乎是一片空白。
说得直白些：自家报纸已经把消息印出来了，自家领导人却还蒙在鼓里。蒙在鼓里怎么办？延安的办法是自己动手补课。
在毛主席的倡导下，延安组织起时事问题研究会，专门搜集日本问题、沦陷区问题、国际问题的材料，编成《时事问题丛书》。
南京的真相，就是这样一点一点从零碎材料里拼出来的。相关数字出现在朱德1938年初写的《论抗日游击战争》里。
他写道：南京城内没有抗日游击队，那里日本强盗两天杀人5万以上。江、浙、皖一带被敌占领时没有游击队，据外人估计，被杀的同胞在30万人以上。这段话值得多看一眼。
别人拿南京的死难控诉日军，朱德拿它论证一件事：老百姓没有组织起来，敌人就可以随便杀。
延安的反应，从一开始就带着这个方向。
一个印书给世界看，一个在窑洞里熬了八天九夜
知道得早的人和知道得晚的人，接下来走了两条路。蒋介石手里的牌，是首都沦陷后仍在运转的外交和宣传机器。国际上能不能替中国说话，要看世界看不看得见南京。
于是他手谕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把日军兽行的中外文材料迅速搜集起来，装订成册，每月一册，印中西两种文字。
过了些日子又追一道手谕，要把日军违反国际公法、灭绝人道的实状，宣告给各文明国家的军人。
最有名的一笔，是资助英国《曼彻斯特导报》记者田伯烈15000元，出版他编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个外国记者的书，由外国人的目击材料构成，比中国政府自己喊冤更难被赖掉。中译本由郭沫若作序，一直发到前线。
1938年7月7日抗战一周年，他发表《告日本国民书》，痛斥日军“以杀人多寡为竞赛”，老少妇女“一遭毒手，阖族难免”。
那个月的日记里，他又写看到平民被杀的照片，“痛愤乃至瞑眩”。延安没有这套机器，只有人和山。
1938年2月15日，毛主席给新四军发电，指定最有利的发展方向是江苏的茅山山脉，以溧阳、溧水为中心，向南京、镇江、丹阳一线的日军作战，建立根据地。
新四军随后挺进苏南，在南京近郊打起了游击。城丢了，就在城边上重新扎下根。同年5月，徐州失陷，亡国论又冒了头。
5月19日起，毛主席在凤凰山下的窑洞里动笔，8天9夜写出五万多字，其中有材料记载写作现场留下了火盆烧焦棉鞋的细节。这就是《论持久战》。
书里给日本的这场战争下了定性：它是“退步的和野蛮的”，打下去等来的不会是日本统治者期望的兴旺，而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死亡。
紧接着那句更要紧：“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南京那样的屠杀，在这个框架里有了去处：野蛮的一方注定失道，被屠杀的一方只要组织起来，就能拖垮它。
两条路走了半个世纪，汇进同一份证词
为什么差这么多？位置不同，责任也不同。蒋介石是国家元首，南京的战守由他拍板，首都失陷的担子压在他身上，他的日记里既有“雪耻”，也有对用人的自责。他握着外交渠道，自然先向世界控诉。
中共远在陕北，没有守土之责，消息又慢，反应落在理论和敌后，落在怎么把老百姓组织起来。
路不同，方向却是一个：让日军的罪行被记住，被清算。1939年10月1日，毛主席为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作序，这本书专门有一节记南京大屠杀，材料译自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方提交的控诉。
序里说，“沦陷区问题的研究是刻不容缓了”，还批评抗战干部里对敌人在沦陷区干了什么没有系统研究的，“乃是十人而九”。1946年6月10日，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召见市参议会议长陈裕光，交代东京的审判已经开始，证据还得接着找。
随后几个月，调查委员会走街串巷，得到确实人证2784件，枪杀、刺杀、集体屠杀一桩桩登记，送进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的军事法庭。
松井石根、谷寿夫最终伏法。几十年后，有人想把账抹掉。1982年，日本媒体报道文部省审定教科书时把“侵略”改成“进出”，中国和韩国随即提出抗议。1984年，当过松井石根秘书的田中正明抛出《南京大屠杀的虚构》。
2001年，右翼团体编写、扶桑社出版的教科书，把大屠杀轻描淡写成“南京事件”。
一群人想用一个改过的词、一本书，去推翻两座法庭的判决和几千份活人的证词。推不动。2784件确实人证还在，成为审判南京大屠杀案的重要证据，窑洞里熬出来的那句“退步的和野蛮的”还在，延安号召系统研究敌人罪行的那篇序也还在。
所以，毛主席和蒋介石得知南京大屠杀后，分别是什么反应？蒋介石先痛，“痛极”“雪耻”写满日记，随后给罗斯福写信、出钱印书、战后亲自催促取证。
毛主席晚知道，却把南京纳入对日本战争野蛮本性的判断，派新四军打到南京城边，号召把敌人的罪行研究到底。
1938年1月22日那一页日记里写着“未已”。八十多年过去，那2784件人证仍是这段历史绕不开的证据，一份一份，替30万以上死难同胞开口。
参考资料：
蒋介石与战后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张连红）.抗日战争纪念网
中国共产党对南京大屠杀的最初揭露.人民网党史频道
84年前《新华日报》报道中的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纪念馆
西方媒体报道中的南京大屠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