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秋，北京举行授衔仪式前，一封请求降低军衔的信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写信的人叫董其武，曾任绥远省政府主席、人民解放军第23兵团司令员。按资历和战功，他已经列入上将人选，可他却认为，自己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中将，不能因为改旗易帜便要求过高待遇。
这份自陈，并非故作谦逊。董其武参加革命阵营后，始终带着一种“后来者”的谨慎。他熟悉旧军队的规矩，更清楚人民军队的军衔不能只看职位，还要看政治立场、历史贡献和实际表现。因此，他担心自己占了别人的位置。
毛泽东看完信后，态度十分明确：“董其武同志不可不授上将。”这句话的分量，不只在于确定一个军衔，也是在肯定一位旧军队将领通过绥远起义走向人民阵营的历史选择。
董其武的价值，不能只从1955年的授衔结果去理解。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率部在晋绥一带作战，曾参加忻口会战等战斗。1937年10月，日军进攻太原，晋北、晋中局势紧张，董其武所部承担阻击任务，部队伤亡很大，但没有轻易后撤。
他不是靠口号带兵的人。战场上，部队缺粮、缺弹，阵地被炮火反复轰击，指挥员必须在极短时间内作出判断。董其武后来回忆抗战经历，常提到一个道理：军人首先要守住职责，至于个人得失，只能放在后面。
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迅速恶化，绥远成为华北重要的军事区域。董其武手中有相当规模的部队，究竟继续内战，还是寻找和平出路，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普通命令，而是一道关乎数万官兵和地方百姓命运的选择。
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实现和平解放。同年9月19日，董其武在绥远举行起义，所部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起义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立刻消失，部队思想、番号、待遇和驻地安排，都需要耐心处理。
对董其武而言，真正困难的并不是宣布起义，而是让旧部逐步适应新的政治纪律。他反复向官兵说明，改编不是换一块牌子，而是改变军队服务的对象。枪口不再对着同胞，部队也不再成为内战工具。
起义后，董其武担任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务。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中央决定以绥远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第23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部队赴朝后，主要承担机场修建、防空和后方保障等任务。
这些工作看似不如冲锋陷阵显眼，实际却直接关系前线作战。朝鲜冬季严寒，冻土坚硬，工程器材不足，机场施工十分艰苦。董其武深入工地，要求按期完成任务。机场建成后，志愿军航空兵和运输力量获得了更好的前沿保障条件。
值得一提的是，第23兵团回国后，部队番号和编制发生调整。1952年，部队改编为第69军，董其武由兵团司令员改任军长。表面看，职位从“兵团司令员”变成“军长”，似乎是降了一格；从实际情况看，这是兵团撤销、部队整编后的正常安排，并非对他的处分。
有人替他感到不平，董其武却很平静。他认为，原来的兵团已经完成历史任务，部队分编之后，自己留在军里，反而可以继续照顾那些从绥远起义一路走来的老部下。这种选择，少了官场上的计较，多了带兵人的实在。
1955年实行军衔制，评定标准十分严格。董其武既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战功，又有绥远起义、改编部队和抗美援朝时期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在重大关头作出了符合人民利益的选择。上将军衔因此并非对旧履历的照搬，而是对其整个历史转变的综合评价。
董其武后来长期在内蒙古工作，担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等职，关心边防建设、部队训练和民族地区发展。他熟悉草原，也了解牧民生活，处理军政事务时不爱讲空话。部队干部回忆，他对官兵衣食住行看得很重，发现基层困难，往往要求立即解决。
1982年，董其武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已经八十四岁。对于一个曾经身处旧军队体系、后来率部起义的将领来说，这份入党申请走了三十多年。1989年，董其武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一岁，官方讣告保留了他“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身份。
他的军衔变化，表面是从兵团司令员到军长，背后却是一支旧军队完成改编、一名旧军人完成政治选择的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当他担心自己“受之有愧”时，毛泽东才会明确表示：这样的将领，上将不可不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