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24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已经等候多时。邱会作刚在机场送别出访越南的李先念，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也陆续抵达。几个人并不知道，这次会议并不是例行工作，而是中央决定对他们实行隔离审查。
这场行动没有大张旗鼓，更没有提前传出风声。周恩来要的，是在最短时间内控制局面，避免“四大金刚”彼此通报，更防止有人趁机转移、销毁材料。
所谓“四大金刚”，指的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分别担任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海军政委兼副司令员、总后勤部部长，长期处在军队要害位置。林彪出逃后，他们的态度和行动，成为中央必须立即处理的问题。
真正让局势骤然紧张的，是1971年9月12日晚。周恩来正在开会，突然接到张耀祠报告：林豆豆称林彪被人挟持，准备前往广州，并可能转道香港；山海关机场还临时调来了一架飞机。
周恩来没有停留在猜测上，马上打电话询问吴法宪。吴法宪解释说，飞机是改装机，试飞出现故障，暂时停在山海关。这个说法并没有打消疑虑，周恩来随即指示，飞机留在原地，不准起飞。
不久，叶群来电话，说林彪当晚可能“动一动”。周恩来追问有没有飞机，叶群却回答没有。两次说法互相矛盾，显然不能按普通飞行事故处理。周恩来当即让李德生负责空军作战部，让纪登奎坐镇北京军区，先把指挥链条稳住。
夜里，周恩来又命吴法宪赶往西郊机场，并安排杨德中协助掌握情况；同时要求李作鹏向山海关机场下令，所有飞机不得起飞。命令已经非常明确，然而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接近午夜，张耀祠再次报告，林彪已经离开住地，正赶往山海关机场。周恩来再次向李作鹏强调，飞机不能起飞，必须设法阻拦。可是不到一个小时，林彪一行已经登上了“二〇六”号飞机，随后从山海关起飞。
周恩来仍试图争取最后机会。他让空军调度部门向飞机喊话，表示无论降落在哪里，中央都可以派人迎接。调度人员照办，飞机却始终没有回应。此后，周恩来下达禁空指示，要求各地机场严控起降，并派力量进驻空军、海军机场。
这时，真正发挥作用的并不只是一个人的命令，而是一套紧急协同。叶剑英参与军队指挥与研判，李德生负责联系空军作战系统，纪登奎稳定北京军区，杨德中和张耀祠则承担了现场联络、警卫和执行工作。周恩来把这些关键环节逐一扣紧，避免命令停留在电话和文件上。
9月13日凌晨，北京沙河机场又报告有直升机向张家口方向飞去。周恩来指示拦截，必要时迫降。后来查明，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劫持了直升机，企图携带文件北逃。驾驶员陈修文先以燃料不足为由降落怀柔，最终在搏斗中牺牲，李伟信被捕。
林彪乘机外逃后，中央没有立即对“四大金刚”动手，而是先观察其反应，给他们留下交代问题的机会。可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没有主动向中央说明情况，还被认为存在串联和处理材料的行为。周恩来因此判断，继续等待可能增加风险。
9月23日晚，周恩来让杨德中部署对四人的监视和控制。张耀祠看到杨德中出来，便询问是否有行动。杨德中只说：“今晚有重要任务，警卫要提高警惕。”周恩来表面上仍在批阅文件，实际一直掌握着行动进展。
原定当晚采取措施，后来临时推迟。原因很具体：第二天李先念率团赴越南访问，邱会作要到机场送行。若当夜行动，容易惊动邱会作，也可能影响机场秩序。周恩来选择把行动放到第二天，并让邱会作按原计划出现，这种安排看似绕了一步，实际减少了意外。
9月24日，周恩来到机场送行，与纪登奎、邱会作照常握手。李先念登机后，周恩来对两人说：“9点，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纪登奎已经知道会议内容，邱会作却毫无察觉。
回到人民大会堂后，邱会作被警卫人员隔离。随后，黄永胜和李作鹏先后到达，吴法宪直到9时10分才出现。人员全部到齐，周恩来宣布中央决定，对四人实行隔离审查，并要求他们同林彪划清界限、交代问题。
叶剑英当时也在场。他没有采取激烈言辞，只是坐在那里，形成了对军队系统的重要制衡。周恩来还特别说明，处理对象是四人本人，不牵连家属。四人低头不语，会议没有继续盘问，警卫随即将他们带走。
这次行动能完成，靠的是周恩来的总体判断，也离不开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等人的配合，以及杨德中、张耀祠等人的具体执行。军队高层之间相互牵制，机场、警卫、通讯和北京防务同时收紧，才使局面没有继续扩大。
“四大金刚”后来被分别关押，1976年12月29日转入秦城监狱。1980年11月，特别法庭开始审理相关案件。1981年1月25日宣判：黄永胜有期徒刑18年，吴法宪、李作鹏各17年，邱会作16年。自1971年被隔离审查起，他们实际上已经被关押了近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