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晋察冀解放区通往西柏坡的山路上，毛泽东乘车经过一处沟谷，随行警卫李银桥忽然发现，路旁有一名妇女抱着孩子，正急得跺脚。
山路颠簸，车上人员都被晃得东倒西歪，连续操劳多日的毛泽东却闭着眼睡着了。听到停车报告后，他很快醒来，走下车询问情况。
那名妇女三十多岁，孩子高烧昏迷，母亲哭着说，已经带孩子赶了很远的路，却始终找不到能治病的医生。李银桥后来回忆，毛泽东听不得百姓的哭声，尤其见不得穷苦人走投无路时的哭声。
医务人员检查后认为，孩子需要使用盘尼西林。当时药品极为紧缺，身边仅存的一支原本准备给毛泽东备用。医生还在犹豫，他便直接作了决定：“先给孩子用，救人要紧。”
这件事是否经过所有细节都能完全核实，后来的记录并不完全一致，但“怕群众哭”这一说法，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多次回忆中反复出现。它并不是胆怯，而是对普通人疾苦格外敏感。
毛泽东经历过战争，也见过牺牲。奇怪的是，他并不喜欢看见无谓的伤害。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香山双清别墅成为中共中央的重要驻地，许多将领和警卫人员也住在附近。
从战场上下来的人，忽然闲了下来，难免觉得手脚发痒。一些警卫员找来枪支，瞄准香山上的麻雀。枪声一响，便有人跟着加入，枝头上的鸟很快成了所谓的“战利品”。
有一天，毛泽东回到住处，正碰上几名警卫员提着打下来的麻雀向他炫耀。看清羽毛上的血迹后，他下意识退了一步，随后严肃地问：“谁让你们打的？”
警卫员赶忙收起猎物。他接着要求，今后不许再随意射杀麻雀。有人把这件事说成毛泽东“怕血”，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他反感没有必要的杀戮。战场上的生死有军事目的，和平环境里的滥杀却没有道理。
第三个“怕”，是听不得无助者求饶。这里同样不能简单理解成耳根子软，因为对叛变投敌、破坏纪律的人，毛泽东从不含糊；但面对年幼、受惊、尚未成熟的普通战士，他往往会多问一句缘由。
长征到达陕北后，部队物资困难，许多年轻战士第一次面对极端艰苦的生活。有个年纪很小的警卫员承受不住思乡和饥饿，偷偷离队，很快被追了回来。
按照当时的军纪，逃跑并不是小事。有人主张严惩，甚至当众喊着要枪毙。被捆住的孩子吓得直哭，反复请求饶命。毛泽东闻声出来，看到的不是一个叛徒，而是一个脸色苍白、明显还没有经历过真正考验的少年。
他问清情况后，制止了周围人的斥责。有人提醒，逃兵若不处罚，今后不好带队。他沉默片刻，说明孩子只是想家，并没有投敌，不能把一时软弱直接等同于背叛。
绳子被解开后，少年仍不敢抬头。毛泽东告诉他，想家并不丢人，身边的战友也一样想家，只是大家肩上还担着解放更多人的责任。这几句话，后来被李银桥记了下来。
所谓“三怕”，一个指向百姓的眼泪，一个指向无谓的伤害，一个指向弱者在绝境中的哀求。它们并非传奇人物身上的怪癖，而是革命领袖处理军政事务时，始终没有完全磨灭的人的尺度。